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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传统,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纷纷慕效西方,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中,比附的方法被很多学者甚至是堪称大师的学术巨匠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所运用。
　　关键词“比附”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61-0209-01
　　
　　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传统,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纷纷慕效西方,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好以各不相谋的西洋哲学相缘附,乃至以西洋哲学衡中国哲学。”(罗根泽:《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103页,台北,水牛出版社,1970年)拿西方历史上的某些特定的阶段来比附中国历史上的特别现象,把中西历史上本质不同的东西强行捆绑在一起,说西方曾有的东西,中国也早已有之,这种做法可以称之为比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陈荣捷所称的“以西释中”方法,彭国翔、郭晓东都称之为“援西入中”。(方东旭指出:“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也就是陈荣捷所说的以西释中”;彭国翔回应刘笑敢“反向格义”说的文章认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援西入中可以同时包含了正、负不同的方向和效果,反向格义不过指示了其不良的一面;郭晓东也基本赞成刘笑敢的观点,并认为“援西入中”的关键问题是文化主导权的问题。分别参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第393、400、402页。)刘笑敢则把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并指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研究的主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7辑)。在这种潮流中,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常常被放在以西方历史发展为代表的文明进步的普遍模式中进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中,比附的方法被很多学者甚至是堪称大师的学术巨匠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所运用。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的兴起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篇之末说:“此二百余年总可命名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蒋百里为《清代学术概论》所作的序言中也说:“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胡适也接受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诠释,曾把五四运动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1960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胡适又试图将文艺复兴的概念系统地应用到中国历史上,对五四以前的历史区分出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第八、九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复兴,第二次是十一、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兴起,第三次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清代考据学或五四运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一致,本文不作详细的论述。要言之,清代考据学乃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必然,有其独特的规律和“内在理路(inner logic)”(余英时)。而文艺复兴运动则是欧洲十一至十四世纪的一场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特有的现象。二者相隔数百年之久,既无相同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也无相同的目的和动机。至于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向西方学习、“一种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国的运动”(李长之),它与文艺复兴运动就相去更远了。)胡适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历来也多被人指摘,不仅仅是因为写了上卷没有下卷的残缺,更因为他完全是拿了西方哲学的框框来写中国哲学史,他的立场根据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像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至于冯友兰先生,众所周知的是用西方新实在论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史料,他自己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
　　像这样拿西方的东西来比附中国历史的例子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用比附的方法研究国学是不恰当的。所谓比附,就是拿不能相比的东西强相比较,是忽略中国历史与西方的根本差异,而只看到它们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当然,着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也不是反对做中西对比的研究,这一点后文还将述及。比附的研究或许会在方法上带来一些方便之处,在论点上带来一些新奇之论,但是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运用比附方法的得与失,早有唐君毅先生已经做出了评价:“今持西方所谓哲学之内容,以求中土思想中所论列之问题与之相同者而名之曰哲学,此固合乎立名之道,然以此名之立,缘类比而生,故近人治中国哲学史者,恒喜以西哲之言释先哲之学,执枸伐柯,其则不远;索隐钩沉,固多探获,如名墨诸家之著作,沉埋二千年不得其解,今以有西方哲学之借镜,于是渐能节节贯通,堪为一例。然敷实而谈,哲学乃民族文化精神之结晶,民族文化精神不同,哲学亦不同,近人於中西民族文化精神之同多能道之,而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不同则尚多昧焉。持西方之说以较中国哲学者,多喜观其同,罕明其异,以殊方之尺度自衡,大类以中国哲学为西洋哲学之附庸。”(唐君毅:《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有之态度及其分期》,韦政通主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第109页,台北水牛出版社,1970年版)这段话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把中国历史上的东西拿来比附西方,最大的危害就是会损害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地位。
　　比附的方法虽然被很多人使用,但是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反思与批评,反对比附研究方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罗根泽早在1933年就对胡适、冯友兰的著作以及当时一般以比附研究中国哲学的风气有过批判式的反省,他指斥这种做法“不能不使中国哲学家披上西洋的外衣”,是“中货西装的把戏”(罗根泽:《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韦政通主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第106页)。钱穆是不赞成拿西方历史上的事物来比附中国历史的。他在他的名著《国史新论》中说:“若只知道根据西方成说,附会演绎,太随便,亦太懒惰,决不是学者应取的态度。”(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余英时也明确地反对比附,他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中说:“我提议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完全抛弃比附。”在该书的总序中,余先生写道:“中西历史的比较往往有较大的启发性,但‘牵强的比附’(forcedanalogy)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和歪曲而已。”(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黄仁宇也不同意用比附的方法,他说中国思想中有无数的例子,要是不顾社会结构的共通关系,可以和外国思想家前后几百年几千年随便乱比,有如“杨朱为我”,可以当作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开山老祖,这对我们讲更不足为法了(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0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他在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的时候,不同意传统的中国在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认为这是写历史的人看到西方在那两三百年里既然有资本主义的成长,就把中国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的一些变化比附为“资本主义的萌芽”(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学术界对比附的批评与反思决不止以上几个例子,但是却一直缺乏一种对比附的整体、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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