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scs9s.com--军事】

　　 内容摘要：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中较为积贫积弱的朝代，“歌儿舞女以终千年”思想的盛行，朱熹理学作为官学的确立，军事外交的虚弱等等，都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阶层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些痛苦和灾难在宋词中便有如实的反映，其中有不少篇章描写了游子妇、征人妇、商人妇、弃妇、下层歌女、宫女、沦陷区妇女的血泪生活，这些怨如慕、泣如诉、凄婉感伤的词篇充分展示了赵宋一代妇女的不幸命运。
　　 关键词：宋词 女性 血泪悲歌 命运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词堪称一枝艳丽的奇葩。这些以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内容的词篇，以其优美的词调，丰富细腻的情感和新奇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过后世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流传不衰，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其中一些以女性为抒写对象的词作，以其香气之艳，闺情之深，词体之婉为人们所喜爱。在这些词作中，抒写闺怨、游子妇、征人妇、商人妇、弃妇、歌妓、宫女、沦陷区被掳掠妇女血泪生活的比比皆是。它们或由文人以女性为抒写对象妙手偶得，或由墨客代女性立言出手成章，甚或由一些知书能文的女性作者笔醮心血，墨合热泪，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抒写自己的血泪苦史。在这些词作中，如果说男性作者多少是出于文人对女性的同情，带有居高临下或旁观指评姿态的话，那么女性作者的词作便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和愤怒的抗争。
　　 宋代是程朱理学产生且影响较为深远的时代，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女性生活为抒写对象词作的繁荣，是其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着这一时代社会的全貌和特征。本文试就宋词中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使人们对宋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闺中少妇的饱经相思之苦
　　 两宋时男子或好冶游;或请托权门，走为幕僚，以求出身;或外出游学经商，以求名利;或外出做官，以求腾达;或因边事，应伍。常一外出，经年不归。这便是宋词中闺怨词特盛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与宋代妇女地位的低下直接相关。在此类词作中，妇女的那种心之切、情之真，读来的确令人低回掩仰，荡气回肠。
　　 1.游子妇心中无限的哀愁。宋代统治者崇文抑武的政策有效地吸引了士子们读书求仕的愿望。他们往往外出游学、求仕，长年不归，留给妻子的只是空闺孤灯。游子妇们触景生情，“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O满汀洲人未归。”（寇准《江南春》）绿扬芳草，春光明媚，最容易引起她们的伤感。对丈夫的思念已达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陈亚《生查子》）的地步。时间一长，相思便转为埋怨，使得人“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秦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因思念而神倦之苦，因怀想而局促之愁。给人情如箫音，穿透心肺，意如阵风，随处可遇之感。普通的游子妇思人断肠，那么个别有身份有地位的妇女呢？“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有添一段新愁。”（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但却没有像李清照写得这样痴情的，她心中的“武陵人”（即丈夫）越去越远，她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她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她那盼望的心情无可与语，使得她旧愁上又添一段新愁。
　　 2.征人妇与商人妇的相思之苦。宋代处在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之中，虽然统治者以送“岁币”为条件，避免与其征战，但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战争一直与两宋共存。有战争必有征人戍边，征人妇便是边塞战争的产物。征人戍边，征人妇牵肠挂肚，这便是文人很好的创作题材。然而引入宋词的远没有唐诗那么多，但我们仍可以从王安国和贺铸的词中足以了解征人妇的相思之苦。与征人别后，征人妇总是“徘徊不语，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扬，犹解飞花入洞房。”（王安国《减字木兰花・春情》）这便将征人妇别夫后无时无处不怀人，无物无景不伤感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贺铸的《东山词》（又名《古捣练子》）组词六首（其一残缺）便是表现征人妇相思之苦的词作。征人经朝庭征发，驻守北部边陲苦寒地带，却得不到朝庭的爱恤，于是征人妇们对他们牵肠挂肚的思念就极为普遍。“收锦字，下怨机，净拂床砧夜捣衣”。（《夜捣衣》）征人妇这样辛苦劳作，全是为了征人的冷暖。她一边捣衣，一边思忖着“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同上）埋怨朝庭的食言。“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杵声齐》）点明她捣练征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在题写姓名，附寄家书时愁肠千转，泪随墨下。征人妇们彻夜难眠，“不为捣衣勤不睡，（《夜如年》）而是“破除今夜夜如年”。（同上）在夜如年的岁月里，征人妇们等到的只是“边堠远，置邮稀，附与征衣衬铁衣，连夜不妨频梦见，过年惟望书归。”（《望书归》）征人妇们在经受着相思之苦、离别之情时，还时刻担心丈夫的安危与冷暖。边关战事使她们坐立不安，心急如焚，承受着人难以承受的折磨。
　　 商妇问题是利欲与人情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尖锐问题。与征人妇不同的是商妇虽无劳苦之年，但仍处空闺，她们或担心丈夫安危，或怨江船无情，造成夫妻长期分离，更有甚者心中生悔，悔为商人妇。她们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江开《菩萨蛮・商妇怨》）日思夜盼，盼望夫君归来，但盼到的却是“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同上）使空闺难暖一夜，这一出去不知何时归来。漫漫长夜，她们孤守空闺，与青灯相伴，不由地忧愁暗恨全涌心头，发出“嫁郎未如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同上）式的无可奈何的哀叹。
　　 二.普通下层歌女的强颜装欢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本是宋太祖对权臣们的终告和建议，然而纵观宋史，它已成为整个宋代社会生活的指归和宋人心目中理想生活的风范：对宋室而言，它是祖训;对群臣而言，它是圣旨;对部分市民而言，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于是自开国始，举国上下不约而同地、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直到国运尽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宋代的伎（或妓）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在世风淫靡的宋代，流连坊陌的决不仅仅是市民百姓，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天子与士大夫娼门相逢，吓得臣子躲在床底下“礼让三先”，这实在是极为滑稽的一幕，但却是当年统治阶级生活的写照。因此豪门官府蓄伎成风，官有官伎，营有营伎，皇宫与勾栏与瓦舍无不如此。凡是有歌、有舞、有乐的地方必有伎，使得伎在宋代词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宋词的传播者，文人学士的词往往是通过她们的歌喉流传到民间。 　　 伎即下层歌女，她们在宋词的传播过程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不是说她们喜欢这种职业，社会对她们在宋词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予以肯定和承认呢？南宋孝宗年间台州营妓严蕊便用发自肺腑的词句告诉人们，“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卜算子》）同时她又用“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同上）告诉人们，像自己这类歌妓，俯仰随人，不能自主，命运总是操在权者手中。短短的几句，便道出了身处下贱但尊重自己人格的风尘女子婉而有骨的自白。歌女们因家庭生活困难所迫，“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柳永《迷仙引》）由于身隶娼籍，学习伎艺是为了在歌筵舞席之上“娱宾”“劝酒”。以利谋生，但她们的个人生活却是十分悲惨的，尤其是精神生活。“常只恐，容易�华偷换，光阴虚度。”（同上）虽处歌楼，却常常盼望着“已受君思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同上）并且发誓“永弃却，烟花伴侣。”这微弱而感人的呼声，向社会发出求救式的呐喊。晏殊的《山亭柳・赠歌者》也是与《迷仙引》颇为相似。词中的歌者“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且“偶学念奴声调”，这样便过着“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怀冷灸漫销魂”的悲残生活，久而久之，便暮去朝来颜色改，所以就“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的出，这个歌女在酒筵前唱歌，想起了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声彩，眼下却这样冷清，不禁当即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内心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让别人看到，强颜装欢，博得他人一乐。这正是一种极为深重的悲哀。更有甚者，有些歌女不仅要承受心灵上的痛苦，而且要忍受着肉体上的践踏，忍泪含恨于樊笼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普通下层歌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她们只是豪门官府、皇宫坊陌用来“娱宾”或“劝酒”的工具，总是处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阶层。
　　 三.封建礼教吞噬的生灵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宋代也是如此。女子的社会地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地位十分低下。这和东汉章帝在白虎观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分不开。此次辩论明确地提出了“三纲”，其中“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从理论上剥夺了妇女的独立地位，再加上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确立，造成了包括两宋在内的封建社会许许多多的爱情悲剧。
　　 首先，在婚嫁问题上，女子遭受着无穷的痛苦。对她们来说，一生生活得幸福不幸福与婚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是这种人生大事女子自己却不能做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两宋仍旧遵循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u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的封建教条。于是，一幕幕的婚姻悲剧因其始。宋代才女朱淑真便是这样的一位受害者。她“文章幽艳，才色娟丽，实为闺阁所罕见者。因匹偶非伦，弗遂素志，赋《断肠集》以自解。”最终郁郁而亡。她的诗词无不伤感悲凉。自己不能做主的嫁非所爱的婚姻使得她“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整日“泪洗残妆无一半”和“愁病相似，剔尽寒灯梦不成。”（朱淑真《减字木兰花・春怨》）朱淑真嫁非所爱，而生活在她后的眉州通判之女王娇娘（又名娇红）与其表兄申纯相爱，可是她的父母坚决不允，硬是将其另嫁，使一对有情人先后为情而亡，留下了“世间万事转头空，何物似情浓。”（《一丛花》）的疑问和“一寸肠千结，此会再难逢，相逢只梦中”（《菩萨蛮》）的百年憾恨。
　　 父母是婚姻的包办者，即使儿媳十分贤惠，夫妇情深意长，但如果后来不中公婆的意，父母也会令子休妻，陆游之妻唐婉便是这么一个牺牲品。作为大家闺秀的唐婉，与陆游结缡之后，她们伉俪相得，琴瑟甚和，不料陆母对儿媳产生恶感，作为婚姻的包办者却令子休妻，陆游也母命难违。数年后，陆唐二人沈园偶遇，笔醮心血，二人先后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钗凤头》各一篇，告诉人们，恩爱夫妇离弃后的岁月“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碰掮�透。”而唐氏也发出了“晓凤干，泪痕残”，“病魂常似秋千索”及“咽泪装欢”的悲叹，不久怏怏而卒。
　　 同样，男子在婚前婚后抛弃妇女的也很多。宋词家戴复古因征婚而弃原配，戴妻便以《祝英台近》抒发自己的心声。丈夫背她，她却“惜多才，怜薄命，不计可留汝。”只悔自己“此身已轻许。”但她对丈夫唯一的要求便是“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之后，她选择的道路便是一死，临终前的唯一要求，凝聚着她固执不舍的爱，高于生命的爱。情之所终，令人心之所撼。同时，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戴妻也是“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一封建教条的受害者。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夫为妻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无二适之文等等封建礼教，不知断送了多少才华横溢，笔有灵机的妇女的幸福，使她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如泥沼中难以自拔。同时也表明女子对丈夫的“痴心”不仅是一种“客观义务”和婚姻的“附加物”，而且是别无选择和强制性的。
　　 四.沦陷区妇女灵魂深处的绞痛
　　 两宋王朝崇文抑武的政策导致了军事外交政策的孱弱。自“靖康之耻”起，两宋王朝便是在相继崛起的金元统治者的铁马胡笳中渡过的。金元铁蹄的所过之处，大肆屠杀掳掠，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沦陷区被掳掠的妇女。在被掳掠的妇女中，上有皇后贵妇，下有宫女平民女。她们不仅遭受着肉体上的践踏，而且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在宋、金、元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像“兴定末，四都尉南征，军大掠淮上良家女北归，有题《木兰花》词逆旅间云云”的记载。据史料记载，仅德�v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后，有后妃及宫女三千余人被元军掠至大都，后不知所终。
　　 在被掳掠的妇女中，有的不肯受辱，以死抗拒，忠烈殉国，如朱皇后（钦宋后）。也有平民妇女的南向相思致疾，客死他乡的，当她们身处在“朝云飞度，辘辘车声如水去”（蒋祖兴女《减字木兰花》）的驱人如离的浩劫队伍中时，其凄恻悲苦可想而知。极度悲苦之际，看见“飞鸿过也”（同上）不仅“百结愁肠无昼夜”，（同上）等到“渐近燕山”，（同上）才知“回首乡关归路难”。鸿燕南飞，自己却被迫北去，一个战乱中的弱女子的哀鸣宛然可闻。身处异乡，她们“万顷烟波万顷愁”，“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准上女《减字木兰花》）更有甚者“人立蓟楼间”，独自“断肠唱阳关”。在被掠的妇女的，徐君宝妻是一位普通的平民妇女，她不堪受辱，严妆焚香，南向饮泣，血染泪成《满庭芳》一首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在她的词中，将元军比喻成“貔貅”。并极力反对元人的“刀兵齐举”。国破家亡的日子，“破鉴徐郎何在”？既然生不能与徐郎相见，便只好“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字血行泪，令人心碎。
　　 综上所述，宋代社会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们依然是男子的附属品，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通观宋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妇女的命运是多蹇的，是一个被压迫、被损害或被侮辱的一个阶层，她们的生活堪称一代女性的血泪悲歌。同样，研究宋词中关于妇女的词篇，对今天提高广大妇女地位和保护妇女权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全宋词[M].上海：中华书局.1999.
　　 [2]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乔彬.宋词与人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邓桃丽，徐胜利.谈宋词中女性形象特征[J].黄冈技术学院学报，2007（12）
　　 [7]叶嘉颖.试论唐宋词中女性形象特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6）
　　 [8]吴爱月.重重藩篱中的女性悲歌――评朱淑真作品的女性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2）
　　 [9]樊鸿雁.论宋代闺秀和名妓的女性意识觉醒[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作者介绍：师步越，甘肃煤炭工业学校基础科讲师。长期从事文学课教学，教学之余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民俗民间文化研究）

本文来源：http://www.yscs9s.com/shehui/9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