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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军事路线保证;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起点。在新时期回顾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
　　[关键词]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意义;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25-03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2.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军事路线保证。毛泽东在会议上“集中阐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灵魂,是实现伟大转折的指针”[1]。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十分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形成共识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批评博古的错误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历时两个多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截围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的计划。这是红军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4.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遵义会议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遵义会议总结失败教训,正确解决了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领导集体的确立,正确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党章,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1.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进行革命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这次会议是在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我党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从思想酝酿、组织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排除在外。会议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会议对远在苏联的王明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左”倾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取消了李德在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否定。因此,会议取得了成功,成为我党第一次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和在全党确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原则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各种错误路线,克服了重要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遵义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并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把革命策略的制定基于主观臆想之上,那就必然犯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情,寻找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以此来教育帮助其他同志,从而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取得了成功,最终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3.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经多次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残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防右,但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是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极端,几乎使革命走向失败时召开的。遵义会议表明,要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左”的错误倾向,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抛弃“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晚年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的思想,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间,国内外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江泽民明确提出:“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4]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4.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经常出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近90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没有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衡量一个党是否成熟和有力量,关键的一条就是看这个党能否顺利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年未解决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自党的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以来,不断解放思想,注重发扬求真务实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前提和保证。
　　5.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果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正是始于遵义会议而在延安整风中找到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遵义会议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外都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把它作为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固本之策。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理解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各级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使每个党员、干部都成为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参考文献:
　　[1]伊胜利,孙艺年.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6).
　　[2]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李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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