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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育作为一种母语教育源远流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极为丰富的传承，理应成为一门最为成熟、最为科学的学科教育。审视我国的语文教育，不难发现，它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有着太多的是是非非。进入新世纪已十多年了，语文教育仍然让人欲说还休。笔者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深有体会和感触，写成此文。是耶非耶，敬请读者指正。
　　一、定位不准，难以承受生命之重
　　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定位准确。只有定位准确了，其他相关问题――课程标准制定、教科书编写、课堂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重点及方法等――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语文的学科性质，已经是一个谈得太多、谈得太滥的话题。然而，论语文教育，又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这个问题实在有谈论之必要。
　　考查建国前和建国后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语文教育者始终把语文学科当成一个工具――或表情达意的工具，或思想教育的工具，或学习和工作的工具，或交际的工具。直到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才提出新意，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经历上世纪90年代末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后，为解决语文教育自身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特别是价值观的错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等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语文教育的作用，重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语文的人文性质才开始被凸显，并被作为解决语文教育自身问题以及人的成长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救命稻草。于是，新世纪的课程标准出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的“官方”定论。
　　笔者以为，这是“工具性”论者和“人文性”论者博弈的结果，是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然而这个结论似是而非，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从实践层面上看，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已超过十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已超过七年，有些语文理论专家和一些语文教师甚至在“人文性”的道路上走向一个极端。然而，语文教育的结果让人满意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既没有实现学生语文能力提高的目标，更没有实现学生人文价值回归的初衷。教育要实现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语文教育仅仅是众多学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科特点和教学内容可能决定了它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也不可能承担教育的全部任务，无法代替其他学科。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素养的提高绝对不是单单能够在课堂内就能完成的，尽管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教育是环境的产物。针对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说明苏联教育的失败”的观点，顾明远先生说：“这些人太看重教育了。教育在任何时候都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的。教育对政治、经济具有反作用，但教育的目的、内容、规模等都决定于政治、经济，而不是反之。”（20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总序》）这是非常中肯的结论。同样，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自然受教育的影响，但不仅仅是受语文教育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受政治、经济、社会等整个环境的影响。因此，把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主要寄希望于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目标。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国民信仰的缺失，人文精神的失落，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责任在于存在严重失位的现代语文教育。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却让人感到那么可怕、尴尬和不舒服！北大法学院原院长苏力在2010年的毕业生致辞中说：“学校会增加你的知识，但知识不等于德性，提升不了你的德性，也增加不了你的判断力和意志。别以为学了多年的法律，有了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嘴边挂着正义，就真以为自己正义，或是比别人更正义。”（《不可能的告别》）说实话，我对苏力先生的这段话并不完全赞同。法律是一门人文学科，苏力先生又是著名法学家，他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说到底，语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最重要的交际和传承文化的工具。我们有必要重温张志公先生振聋发聩的话：语文是“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明乎此，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同时，在语文教育过程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使语文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这里面有个主与次、重与轻的问题，切不可把语文当作思想品德教育或人文教育的主要工具，以致本末倒置。从一个常识来讲，设置语文学科，让学生学习语文，就是培养他们使用语文的能力。如果不把这点作为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和评价语文教育的主要标准，语文教育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实际上，一个语文能力突出的人往往有着更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与丰富的人文思想，因为他可以借助突出的语文能力来达此目的。我们承认一个应用语文能力非常突出的人，可能名利意识有余而公众意识不足，缺乏鲜明的时代责任和社会担当，但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板子不能一味打在语文教育上。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另一种情况，一些应用语文能力不突出甚至很差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情感丰富，有爱心、责任感、独立人格、精神追求的人，语文教育如果仅仅培养这样的人，能说是语文教育的成功吗？实际上，这种情况出现也是多方面教育和影响的结果，而决不仅仅是语文教育的功劳。
　　二、文本远离，难以获得深入体验
　　叶圣陶先生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这是切中肯綮之言。有人对此稍作补充，认为教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例子，只有那些文质兼美的文章才能当作例子，而这些例子又必须发挥出其作为例子的功用来。因此，无论哪一类文本，只要当作学习语文的载体，就应该按照语文学科的规律来学习。
　　吕叔湘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话犹在耳畔：“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很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科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吕老在此主要是痛心疾首地谈语文教学效果不如人意的严重程度。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时代在发生变化，我们从中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高中阶段语文课时相较于过去已经偏少。目前，按照有关规定，高一、高二年级语文每周仅4课时，而每学期学习两个模块，内容却较原来增多。尽管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教材的问题，但时间减少毕竟是个事实，这就可能导致师生经常吃夹生饭的结果。
　　随着高校多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可是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现实的影响，学生高考的竞争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语文竟成了一门“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学科。语文学习的时间大大减少，语文学习的个别环节取消。教育是一项慢工作，而语文学习同样是一项慢工作，它需要学生仔细研读文本，深入领悟语言，做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正确解读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以逐步提高独立阅读的能力和鉴赏、评价、质疑的能力。叶圣陶先生非常重视预习，认为学生要做好预习工作，理想的办法是“国文教本要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不分段落，不加标点供学生预习用；一种是分段落，加标点的，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精读指导举隅〉前言》）试想，预习如果真的这样做下来，那得需要多少时间？假如让现在的学生去这样学习语文，那肯定是一千个不情愿。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在语文学习上没有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也就不要企求能够拥有较高的使用语文的能力。要收获，先必须耕耘，不劳而获的道理自古至今都是适用的。身边就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语文月刊》主编陈建伟教授在上完一堂示范课后，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无奈和尴尬：“由于学生课前不愿意预习，课堂上对文本难以理解，本来应该是通过师生互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最终还是变成了老师从头到尾一厢情愿的满堂灌，实在是没有办法。”（《中国教育报》2011年7月17日2版）大学教授尚且如此，中学教师又为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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