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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这种状况主要是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与体制方面的缺陷等因素所致。应采取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等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关系，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当前国人贫富差距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研究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的表现及成因，并据此制定实现贫富差距合理化的对策，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状；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01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0.16上升至0.47左右，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且调查数据显示该指标还在不断攀升。
　　2.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随着城市非公经济成分的迅速增加和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突显，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16981元，农村居民为5161元，净差超过1万元，收入之比为3.29：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成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剔除农民收入中不可计算的实物部分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是十分巨大，约达5：1或6：1。
　　3.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在统计口径中的东部、中部、东北部与西部4个区域中，东部的城乡收入都居首位，而西部总是排在最后。深入到省一级比较，收入较高的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等，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收入较低的省份包括贵州、陕西、甘肃、云南、西藏、青海等，都处在西部内陆地区。
　　4.少数人财产比重过大。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劳动收入增长速度。高收入阶层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扩张，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
　　二、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弊端。建国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而造成了农业哺育工业的发展方式，使我国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导致了城乡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变，比如农民进城务工、减免农业税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当前，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信贷投入严重不足，城市化过程中大肆占用农民土地使农民丧失了很多应得的利益等，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一是税收调节乏力。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但从我国现行税种结构看，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且存在一定缺陷。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60%左右来源于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偷税、逃税现象严重，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不好。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不足，要覆盖全社会力不从心。三是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应是财政的重要任务和职责，但当前财政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的支出严重不足。
　　3.制度转型中不合理收入泛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仍然承担了不少市场的角色，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部分人员借助行业垄断甚至行政权力获取高额收入、非法收入。与此同时，由于监督机制缺位，导致一部分人暴富却不被追责，人民深恶痛绝。另外，因享有特权而获得额外利益的寻租行为泛滥，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4.道德分配缺位。道德分配被称为“三次分配”，即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贫富差距并非中国独有，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富裕阶层每年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占到了美国GDP的9%。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捐助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而在我国目前只占0.1%左右，且只有约20%来自内地。根据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予以缓解。
　　1.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首先要提高国家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对国家财政的支出结构进行重要调整，更多地强调以关心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为中心，而不是把钱都花在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上。要建立“民生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要讲“社会支出”而不是“公共支出”，要关注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与行政支出的比例，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实惠。其次，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控作用。改革所得税制度，提高征收起点，调整税率，进一步强化所得税的累进性质。完善征收办法，逐步强化个人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进行重点监管。 　　2.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首先，改革行政体制。一方面要清理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审核；同时把各种制度规范化、透明化，让整个社会参与监督过程。其次，打破行业垄断。关键是建立起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平等竞争平台。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主要特点是行政垄断，而非市场自然垄断，因此打破垄断，根本上在于政府减少管制，推进竞争主体多元化。最后，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就业制度，逐步缩小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各项福利补贴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反哺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
　　3.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居民收入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经济发展战略得以推进，如果发展进程与计划一致，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发展差距，也将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4.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惩治腐败。分配不公会加剧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加深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不但引社会强烈不满，而且利用权力、地位获取的财富，既不会用于生产投资也因职务高消费而无需再消费，大量资金不能形成有效需求，依法治理刻不容缓。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逐步减少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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