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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也越来越重视在国际中的国家形象。而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头号传媒强国，美国媒体的舆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回顾中美关系与美国涉华报道的演变历史，分析美国国家利益、对华政策与美国涉华报道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有利于深入理解美国涉华舆论的复杂现实并寻找打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对策。
　　关键词：中美关系 对华政策 美国 涉华报道
　　国家利益与媒体涉外报道的关系
　　面对国际的问题和变动，由于一个国家的成员对领土、主权等国家根本利益有共同的追求，再加上共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以共同的法律、制度、军队等国家机器维护的秩序，形成具有一致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集合体，因此在处理本国和别国的关系和利益问题上，涉外舆论会呈现相近的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声音。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社会发生变动时，人们形成或是改变态度都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服务自身利益，即我们都偏好能够达到自我满足的事物。当然，在一些场合，国内的局部利益、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见也交错在舆论中存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涉外舆论进一步复杂化。
　　要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利益与美国涉华报道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涉外报道或涉外舆论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一）传播学角度――媒介的外部环境。
　　任何媒体都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它必然要与社会产生联系，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媒介外部的关系”。
　　首先，媒体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政治、社会、合作者以及受众等外部关系的影响。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中是首要的。即使在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媒介与政府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媒介起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媒介又需要政府提供垄断的信息来源，这使得媒体在监督政府的同时又非常依赖政府。
　　其次，媒体对于报道对象的处理和态度，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在国际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选取什么新闻进行报道、如何叙述、从什么角度、用何种态度报道新闻，都与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二）国际关系角度――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固有的因素，而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中也是如此，美国传统的“救世主”观念和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印象在互动的过程中，受到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在中国眼中形成霸主形象，而中国在美国眼中形成威胁者形象。
　　民众舆论以及新闻媒介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印象也不是固有的、孤立的，而是他们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自身价值观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民意与社会舆论互动、融合、摩擦、沟通中建构的。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必然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观念的影响和支配。
　　（三）美国媒体与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的头号传媒强国，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通讯社传播了世界90%的新闻，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电影占据世界电影总放映时间一半以上。这样一个独霸话语权的超级大国，长期以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等标榜传媒地位的独立、民主、自由。然而事实上，这个表面的自由却始终逃脱不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各种方式的引导和利用。尤其在涉外新闻报道中，美国媒介更是在意识形态操作下，自觉自愿地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而在美国，媒体与政治的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媒体的涉外报道受到本国政治立场、外交政策的影响，但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外交政策。实践中，西方自由主义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方面十分推崇公众舆论的参与。媒体的报道有可能通过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的国务院和国会都非常重视媒体的涉外报道。
　　中美利益关系与美国涉华舆论的历史沿革
　　从19世纪末到2000年，中美利益关系与美国涉华舆论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同情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国舆论。
　　这一时期从19世纪末美国针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巩固和扩大国家生存能力的阶段，国内的经济转型和进步改革为美国奠定了强国基础，同时美国开展了以争夺市场和经济资源为目的的海外扩张。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为了开放中国的门户和市场，美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新闻工作人员等大批人进入中国。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进入中国的商人、知识分子在向美国介绍中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这一时期的力作。这个阶段中，他们在美国塑造了中国贫穷落后但勤劳、勇敢的形象，而美国则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怀有一种混合了同情、恩赐、理解和喜爱的感情。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从多方面威胁、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于是美国的报刊头版不断在醒目位置大量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对亲美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给予高度赞扬。
　　（二）敌对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国舆论。
　　这一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这一时期美国处于利益世界化的阶段，致力于构建有利于美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与苏联对峙。而新中国成立后和苏联结为友好联盟，从此美国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朝鲜战争中美国进攻的被粉碎，更是让美国在一夜之间发现中国已从被保护的弱者变为可怕的敌人。于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成为全面的遏制政策。
　　受这样的政策影响，这一时期的美国新闻报道充斥着“中国恐怖论”。有研究显示，从1949年到197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对中国的报道中负面报道的比例远远超过正面报道。美国报道中描述中国政治专制，动荡频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不安全和混乱的世界。而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以及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果更是引起美国的恐惧、不安和厌恶，他们感觉到这个东方大国已经脱离控制。他们将中国认为是“苏联的一部分”，在共产主义中被“导入歧途”，在报道中形容为“红色暴政”“红色帝国主义”“斯大林的傀儡”。 　　（三）尊重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国舆论。
　　这一时期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开始，到1989年北京“六四”风波。这一时期，苏联日益增长的势力、美国的越南困境、中苏分裂以及美国国内公众情绪的变化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一方面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美国感觉到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一系列变化令美国感到亲切，美国认为能够从改革中国经济模式、让中国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过程中扩大在华利益。因此，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1968年尼克松上台之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希望通过与中国改善关系来化解困境。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美国舆论以积极甚至美化的论调报道了这一阶段中国的变化。美国报道将中国描述为“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对外开放、走出封闭”，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人民公社、蓝色的制服呈现在美国的电视画面中，井然有序，浪漫而神奇。跳迪斯科的青年人、留披肩发的妇女和牛仔裤、超短裙更是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向西方靠拢的“好孩子”。
　　（四）妖魔化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国舆论。
　　这一时期从1989年北京“六四”风波到2001年“9・11”事件前。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风波使美国改造中国向资本主义靠拢的野心破灭，因此上世纪70年代初建立的中美共同利益基础也随之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又重新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美国媒体将中国描述为政治上的“独裁主义”“弥漫的腐败”，政府控制严密、人权问题严重，是“血汗工厂”，拥有“糟糕的人权记录”，外交上则是“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正在逐渐崛起的威胁。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涉华报道
　　进入2000年以后，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涉华报道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一）后“9・11”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9・11”后十年（2001-2011）是美国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这十年中，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两场局部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并重塑了全球政治版图。
　　中美合作加强。“9・11”事件发生后，反恐跃升为美国的第一要务，美国暂时搁置了对中国这个“潜在威胁”的压制，寻求大国间的协调合作，这为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会。
　　中国在反恐领域与美国的有效合作，以及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识发生了改变。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得到肯定，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得到关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积极评价。美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不再停留在刻板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上，中国成为了美国离不开的合作伙伴，中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和依存度逐步加深。
　　美国仍对大国崛起保持警觉。如今，美国的战略已经从反恐优先转为安全事务与应对大国崛起并重。“中国崛起”问题仍然是美国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美国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
　　两种角色，两副面孔。中美之间长期在朋友和对手之间切换角色，而如今，中美同时既合作又竞争，既是伙伴又是对手。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到中美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回避了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的战略定位。
　　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始终表现出两副面孔：一面希望中国在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一面对中国发展的意图和能力提高警觉。奥巴马曾在 2007 年夏的《外交》杂志上撰文说“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执政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他提到美国和俄罗斯是“稳定务实的关系”，和印度是“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国是“积极合作的全面关系”。结合奥巴马政府同期文件就会发现，美国仍视中国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
　　（二）当前美国涉华报道的特点。
　　1.态度：负面报道仍然居多。尽管美国传媒一向以独立、中立标榜自己，但从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中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于中国的误解。例如，在ABC News在报道中国成功发射神州五号时，就使用了“cold war（冷战）”“aspirant（野心家）”“ego（自负）”“plunder（掠夺）”这样的词，让人觉得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对世界霸权的有意挑战，有意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挑衅者。
　　而在一些特殊的报道上，美国的态度更是采取双重标准，明显有失公允。尤其是今年的昆明严重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美国一些报道则将恐怖分子称为“攻击者”“激进分子”，否认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将事件归因为中国的民族问题。
　　2.选题：政治经济领域重大议题与社会领域负面问题。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关注度最高的领域是政治领域，报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等，报道基本以负面报道和负面评价为主。另外，近两年中美的合作和摩擦都很多，中美关系的平衡和走向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领域，美国媒体关注的主要内容涉及上海自贸区、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态势、国有企业改革等。报道总体较为客观中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观望态度。
　　在社会领域，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非常集中，而且多为负面报道。北京的雾霾天气不仅备受国人诟病，也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黄浦江死猪事件、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几乎均为负面报道，从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映射政府监管不力。
　　3.形象：一个动态、矛盾的中国。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提升，美国的报道也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议题上一些善意的报道，延续中美友好的关系，不断强调合作和共赢。然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又始终是警觉和防范的，因此对于中美间敏感的议题，如军事、人权、领土等等，美国媒体始终抱有偏见。对于中国军事领域和经济贸易领域的报道态度时褒时贬，其实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和经贸关系调整在舆论上的反映。
　　总而言之，美国的涉华报道和涉华舆论始终有两张脸，一方面描绘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突出中国在崛起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这也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种身份、两副面孔相呼应。
　　结语
　　美国的涉华报道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的互动中，而这两者都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塑造国家对外形象时，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国外涉华舆论，而要从两国的利益关系的角度去分析舆论的成因，正视西方媒体的对华评价，客观辩证地看待负面报道。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准确地主动出击，使国际形象的建构由他者建构转为自我建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栏目责编：曾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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