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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以“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朱德元帅称之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袁文才、王佐是盘踞在井冈山一带的草莽英雄，是绿林性质的“地头蛇”、“座山虎”，如果当年没有袁文才、王佐的许可、支持，毛泽东率领的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草生根的，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1930年2月24日凌晨5时许，在江西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睡梦中的袁文才被中共赣西南特委负责人朱长楷率领的彭德怀的红五军部队用枪打死在床上，年仅32岁，1930年3月中旬，由于杀死了袁文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当地人的依托，从此落入敌手，直到1949年解放才回到人民手中。关于袁文才被谁杀死的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第二种意见认为，杀害袁文才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长楷：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长楷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责任应该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长楷负责。
　　时间已经过去了78年，袁文才也慢慢为广大国人淡忘了，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年是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0周年纪念，也是袁文才诞辰110周年纪念，让我们重温历史，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袁文才为何“落草为寇”?
　　
　　1898年10月，袁文才出生于江西省宁冈县(今井冈山市)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袁文才，又名袁选三，袁家属于客籍，也就是客家人，他的祖辈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改变家庭的这种处境，加上客家人有重视孩子读书教育的传统，袁文才的父、母、兄、嫂都期望自己家中能出个读书人，将来好为家庭撑撑门面，于是他们决定省吃俭用，也要送袁文才去读书，就这样刚满7岁的袁文才被送到了茅坪的塾馆里读书。
　　由于家境贫寒，袁文才的学习时断时续，他有时在家里放牛，有时又协助父兄干农活，在当地读书人下地耕田，在地主豪绅看来，有辱圣人斯文，所以他们就时常嘲笑袁文才是牛牯读经书。1917年，书实在读不下去了，19岁的袁文才只好回家务农，父母还为他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但新婚不久，美貌的妻子就被茅坪一个叫谢殿一的土豪劣绅给霸占去了，而且还遭到了谢殿一的奚落和侮辱。袁文才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只能忍气吞声，选择另娶，1918年袁文才又与一个叫谢梅香女子结了婚。袁文才在家务农几年后，家里稍微又有了点积攒，父母、兄嫂及妻子决定让袁文才继续求学。1921年，袁文才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仅仅、读了一年，父亲就因过度劳累而去世，家中缺少劳力，加上父亲的去世又欠了债，袁文才不得不再次退学回家种田。退学后的袁文才一下子又成了家乡土豪劣绅们嘲笑的对象。他们个个对袁文才的退学幸灾乐祸，还当面挖苦袁文才说：“你能读，我家里的牛牯也可以中上状元公呢!”，这些极具伤害性的话语更加点燃了袁文才心头复仇的烈焰，他慢慢地丢掉了通过读书做绅士的幻想，没有过多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井冈山山高林密，早在1912年，许多被地主豪绅压榨得无法活下去的宁冈农民，他们揭竿而起，藏身于山林，以山林为依托，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做起“绿林英雄”。他们常常趁着夜色把那些土豪劣绅抓进山林。然后让他们的家属拿钱来赎人，这种斗争方式，宁冈当地称之为“吊羊”，也就是北方人说的绑票。当时，离袁文才村子不远处就有一个这样的绿林好汉的组织，组织的名称叫“马刀队”，领头的是当地贫苦农民胡亚春。1923年，袁文才与马刀队头目胡亚春结为生死之交。他要用井冈山这股著名的土匪组织报复那帮他痛恨已久的劣绅们，开始时，袁文才只是暗中秘密随同刀马队从事绑票的勾当。
　　不久，一个叫谢冠南的劣绅向官府举报袁文才是土匪，于是，驻扎在茅坪的一个名叫宋士清的官兵连长，带着一伙官兵闯进袁文才家，捉拿袁文才，袁文才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全家躲入深山老林。当官兵赶到他家时，一个人也没有抓到。他们恼羞成怒，把袁文才的家抢劫一空，才仓惶撤退。官兵撤退后，袁文才的嫂子回家看个究竟。一进门就看到一支枪放在门边，她便赶忙将枪送给仍在山上的袁文才。官兵到了茅坪后，发现少了一支枪，便立即返回袁文才家寻找，正在这时，袁文才的母亲刚好从山上下来回家，官兵一见是袁母举枪便打，袁母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袁文才见家被抄了，母亲被害了，悲痛万分，埋葬母亲后，袁文才愤然把怀孕的妻子和两个不满七岁的女儿都带上井冈山，也一齐加入“马刀队”。
　　因为袁文才本来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又足智多谋，他向胡亚春献计，在经济上要注意节约：政治上要“劫富济贫”：军事上要避实击虚，与对手“打圈圈”。很快就得到胡亚春的赏识，没有过多久，他就被提升为“马刀队”的参谋长，经常带着“马刀队”去袭击县政府和土豪劣绅。1924年夏。他曾经带着“马刀队”一举攻下宁冈县城，占领了县政府衙门，县长吓得抱头鼠窜。当反动派的军队大举进剿宁冈时，袁文才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把“马刀队”带回井冈山，凭借险要地形，与敌人在高山密林中打圈子。
　　
　　袁文才是何时、如何入党的?
　　
　　对“刀马队”实施武装镇压显然是不行的，1925年4月，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便使出了更为阴险的一招，企图通过招抚的办法一举歼灭“马刀队”，但他自己是不敢亲自出面的，所以一时又找不到去“刀马队”劝降的说客。恰在这时，一个名叫龙超清的青年出现了。龙超清是宁冈土著人。是当地十分富有的人家，他的父亲是江西省参议会会长，他随父在南昌读中学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潮，由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醒侬派他回到宁冈，就这样龙超清成了中共派驻宁冈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自己是世家子弟的身份，组织了一个叫“文明社”的革命团体，与宁冈县的土豪劣绅所组织的反动社团“新民社”展开斗争。龙超清根据赵醒侬的指示，注意发展我党的武装力量，他认真地分析了“马刀队”的情况后，认 为这支农民武装是我党可以争取的重要武装力量。龙超清通过关系找到县长沈清源，表示愿意去“招抚”井冈山上的“马刀队”，随即龙超清就被委派为谈判代表，前往井冈山“劝降”。就是这个龙超清把袁文才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袁文才惨遭杀害与他又有着一定的关系，如果把袁文才比作西汉开国大将韩信的话，龙超清就是萧何，真是“成也龙超清、败也龙超清”。
　　为了解除袁文才的疑虑，上山时龙超清与另外一位叫王文德的连长没有带任何武器，谈判时，他们俩爽快地答应袁文才提出的要求，就是：当袁文才下山和县长谈判时，县长必须派出人质到井冈山上，以保障袁文才的安全。1925年10月，袁文才率领“马刀队”的代表来到新城与县长沈清源谈判，在谈判中，沈清源坚持要“马刀队”交枪投降，袁文才拒不交枪，双方争论异常的激烈，龙超清等见有机可乘，便展开了对县长的攻势，终于迫使县长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马刀队”改名为县总保卫团，由袁文才任团长，粮饷均由县政府发给。从此，袁文才带领一支30余人的队伍驻在茅坪攀龙书院，有驳壳枪一支，长枪十八支，他的部下都先后被任命为副团长、队长、副队长、教官、稽查员、班长等职务。为了防备万一，袁文才还留下了少部分人马持枪活动在井冈山一带，从而使宁冈县的士豪劣绅和县衙门对他不敢轻举妄动。后来。袁文才与龙超清还对天盟誓，结拜为生死之交。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余人，誓师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龙超清接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宁冈县龙江书院秘密成立了中共宁冈县支部，并任书记，开始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袁文才在龙超清的帮助下进步很，快，表示愿意服从党的指挥，打算寻找时机率部起义。自从袁文才的部队由“马刀队”被改编为县总保卫团之后，县长沈清源见“匪患”业已平复，就把原驻宁冈的“剿匪”部队撤走了。龙超清、袁文才认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1926年9月，袁文才率领着部队迅速包围了县政府，缴了清乡分局十多支枪，北洋政府派出的县长沈清源被驱逐出境。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由龙超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袁文才为委员，主管军事工作，宁冈县总保卫团也改名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总指挥。1926年11月，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江西永新县，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大批地关进了监狱。1927年7月，中共吉安地委指示袁文才率领部队协同安福、遂川、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解救永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7月27日，突遇倾盆大雨，县城南门的守敌正龟缩在城楼里躲雨，袁文才见机，马上组织部队进行攻城。敌军遭到突然袭击，抵挡不住就弃城而逃。袁文才率部队打开监狱救出了王怀、刘珍等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数百人。中国共产党还在永新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由贺敏学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贺子珍(桂圆)、贺怡(银圆)被称为著名的永新“贺氏三兄妹”。贺子珍后来在井冈山的茅坪嫁给了毛泽东，贺怡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袁文才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几天后，当国民党的部队大举进攻永新县城时，袁文才就率领农民自卫军撤回宁冈县，贺敏学、贺子珍兄妹也随同袁文才的部队来到了宁冈。国民党的大股部队也尾追在袁文才的队伍之后，来到了宁冈，并对袁文才实行“砍山剿匪”的策略，试图把成材的松柏青竹砍光烧光，迫使袁文才的主力部队出来决战。然而，袁文才率领的部队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化整为零，时而出敌不意射杀敌人，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行动，保存了一支革命的力量。在1927年间，袁文才先后击毙、赶跑了国民党派到宁冈执政的三个反动县长，使宁冈的政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顺利向井冈山挺进准备了条件。
　　
　　袁文才是如何把毛泽东迎进他的大本营茅坪的?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湖南秋收起义部队1000余人来到了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决定向井冈山挺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记述到，当时，湖南、江西“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当时“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坏枪在井冈山附近”，而宁冈附近的“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率领的这只部队也只能去宁冈。这时袁文才率领部队得知三湾来了近千余人的队伍，颇为惶惑，马上把队伍分散在茅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当时，有人就主张以武力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吃掉，以扫清向井冈山挺进的道路，毛泽东认为：用武力吃掉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的作法不利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安家，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召集贺敏学、陈幕平等商议，决定派他的文书，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的陈幕平为代表，随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到三湾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是要与袁文才的部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临别，毛泽东还赠给陈幕平、龙超清和他的随从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宁冈古城，古城右边靠山，左边临河，原来是宁冈县的旧县城所在地，后被乡寇汪通毁掉，宁冈县城搬到了雅岗，也就是宁冈县城的新城。古城已经属于袁文才的势力范围了。
　　10月3日晚至5日，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等7位前委委员及营以上的干部，还有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及袁文才派来的代表，共4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会上袁文才的代表不同意起义部队开进井冈山，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请革命军“另择高山”。最后，毛泽东在龙超清的帮助下才算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部队才得以进山。但“山大王”袁文才并没有同意部队进山，事态究竟如何?还要看袁文才的。
　　最后，袁文才选定在大仓村林风和家与毛泽东见面，大仓村位于古城与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之间，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村子里居住着十几户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林风和是这个村子的大户人家，而袁文才自己也是客家人。袁文才选择 在这里与毛泽东会谈也显示了自己的精明，如果谈不成的话，可以在这里阻止毛泽东进入他的老巢茅坪。当然他还可以表示自己重朋友，亲自远门相应。10月6目清晨，毛泽东带了6个战士、5匹马来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袁文才亲自带着几个战士在村边横桥头迎接。据参加这次活动的苏春兰事后回忆：“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这20多个人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可见，袁文才给毛泽东设的是“鸿门宴”。随后，毛泽东和袁文才在林风和家的吊楼上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太阳落山。离开林家时，毛泽东还决定给袁文才部队100条枪，袁文才回赠给秋收起义部队1000块大洋以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
　　袁文才回到茅坪后，立即布置迎接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上茅坪的准备工作。袁文才动员茅坪的群众用8张砻彻夜砻谷，为秋收起义的部队准备粮食，还买了2头大肥猪，十几个妇女将攀龙书院、阎仙殿等处打扫得干干净净，茅坪的群众腾房子、下门板、铺稻草，以备队伍住宿，他们还请人撰写欢迎标语，还请来了当地的采茶三角戏班，并调集了18根抬铳，用放铳的最高礼仪欢迎毛泽东。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还连夜为毛泽东准备了衣衫、布鞋，并叮嘱袁文才准备轿子，因为毛泽东脚痛。
　　10月7日，袁文才派人去古城领来了毛泽东送的105支长枪，1支短枪。并立即吸收了100多名忠实可靠的青壮年农民加入农民自卫军，把部队合编成两个连。当日。工农革命军也分两路向茅坪进发，袁文才要毛泽东坐轿子，换上妻子谢香梅准备的衣服，毛泽东坚决不坐轿子，也不换衣服，只换了一双布鞋。对于毛泽东的住宿安排，袁文才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安排在居于茅坪中央位置的龙中医谢慈俚的楼上，就是现在的八角楼。从此，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了家。
　　与茅坪毗邻的茨坪，位于井冈山的中心，在茨坪一带活动的是另外一支绿林组织，他的首领叫王佐。也是客家人，裁缝出身，因为家贫而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不得不参加绿林组织，王佐的部队曾发生内讧，王佐被迫躲在茅坪袁文才处，二人一见如故，就结拜为兄弟，因为是同年生的，又被称为老庚。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向井冈山挺进时，袁文才主动与王佐联系，为了使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毛泽东还向工农革命军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0月27日，毛泽东工农革命军遂顺利地来到了井冈山上的茨坪。
　　1927年11月，在对袁文才的部队进行革命改造时，部队的头目胡亚春不愿参加革命，并持枪上山为匪，袁文才对他进行多次教育，但他屡教不改，更有甚者。胡亚春还企图组织人员谋杀毛泽东，紧要关头袁文才不顾多年的“兄弟”之情，大义灭亲，于1928年1月，亲手处决了胡亚春。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成红四军，5月4日在砻市广场召开了红四军成立大会，会上原来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苏维埃)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袁文才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十月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均当选为特委委员。
　　1928年底，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率领红军三十二团二营及团部特务连担任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的防御，该团第一营进至茅坪和宁冈地方武装一起，以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有力地支援了黄洋界保卫战。
　　
　　袁文才被杀的真相?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1929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克服经济上的重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在宁冈白露村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委员和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即白露会议。会上传达和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地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出击敌后，“围魏救赵”，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直到1929年1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才传到井冈山，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决议案的全文，其中关于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理问题，使毛泽东马上想到了袁文才、王佐二人。1月7日中午。白露会议结束时，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鱼贯而出，毛泽东悄悄招手把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留了下来。等大家再次坐下后。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拿出了在会议上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毛泽东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第十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就开始读《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的“(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页)毛泽东读完后，王怀、龙超清二人兴奋地最先站起来说：“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对此，陈毅、朱德、谭震林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陈毅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还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能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朱德也说：“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毛泽东听后表态说：“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 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始终没发表任何看法。1927年，袁文才参加率领部队攻克永新县城，把王怀从监狱中救了出来，袁文才是王怀的救命恩人，龙超清又是袁文才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们为何当众提出要歼除袁文才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土客籍矛盾所至，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长楷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长楷、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性，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最终，土籍的王怀、龙超清等借助中共“六大”的决议案，把袁文才定格为土匪而除掉，但龙超清也在1931年底，在赣南的广昌县被错杀，1932年，王怀也被错杀。
　　1月8日，既白露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其实毛泽东让袁文才、刘辉霄客籍人士随红四军南征赣南，就是为了避免土客籍的剧烈纷争。到了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敌军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分都撤走了。远征赣南的红四军也开始作短暂的休整，一天，袁文才来到了他的好友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看见长条凳上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显得异常醒目，袁文才仔细一看是“与土匪的关系”，袁文才很是奇怪，为什么这一部分他从来就不知道呢?他急速地读了下去，读完后，袁文才仿佛掉进了冰窖。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灾难，决心脱离红四军，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趁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他们三人各带一支手枪，化装成商贩。赶往井冈山。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就躲在了王佐的家里，王佐并没有把他隐匿起来，而是及时地向当时宁冈县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给了袁文才党内口头警告处分，让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的职务，和王佐一道坚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在土籍王怀、朱长楷、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处死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有了。1930年初，袁文才、王佐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他们就决定采用行骗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袁文才修书一封，约定袁文才、王佐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出特委负责人朱长楷、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行骗，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最后，彭德怀信以为真，就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长楷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
　　1930年2月22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700余人，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袁文才被安排到了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王佐则住进了斜对角的另外一栋房子内，当地叫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里，这是有意把王、袁部队的驻地与他们二人隔开。2月23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进行了秘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绍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长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还不知发生了何事，就被朱长楷用手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是永新县苏维埃主席彭文祥，彭文祥还没有到王佐住处时，王佐已听到枪声，他立即冲出房门，乘夜色越城逃跑，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河上浮桥被拆，王佐在涉水渡河时，溺死河中。尔后，袁文才部队的骨干大多被枪杀。王的部队只有很少的人逃走，被处决、淹死的有40余人，剩下的人有的被编入彭德怀的红五军，有的被编人宁冈游击队，袁、王部分从此消亡。不久，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干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集残部各带几十人几十条枪逃回山上，谢角铭率部在茅坪、桃寮、大陇一带活动，王云龙率部盘踞井冈山五人哨所之内。1930年3月初。两部联合通电。声明反共，分别被编入宁冈、遂川两县国民党反动武装靖卫团，王云龙投入了遂川反动地方武装肖家壁的怀抱，并“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沦为白区。后来，宁冈、永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几次想打进井冈山都没有成功。1931年，亲自枪杀袁文才的特委书记朱长楷也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被错杀。
　　1930年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杀害袁文才、王佐，在《彭德怀自传》中彭德怀也承认自己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1950年，袁文才被平反，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56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接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毛泽东握着谢梅香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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