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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择六大洲22个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非洲的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欧洲的俄罗斯、波兰、挪威、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1990―2005年中4个年份的消费结构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各国消费结构变化情况,为深入探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
　　
　　(一)食品消费比例“金砖四国”下降明显
　　1990年,中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比例高于除尼日利亚以外的所有国家,甚至高于印度的一般水平。当年食品消费比例最高的3个国家是中国(59%)、印度(53%)和印度尼西亚(50%)。2005年,该比例最高的3个国家为尼日利亚(58%)、印度尼西亚(53%)和埃及(46%)。大多数国家食品消费比例在1990―2005年间出现下降,其中“金砖四国”尤为突出。中国从58.8%降到45.5%,印度从53.8%降到41.2%,俄罗斯从47.4%降到35.1%,巴西由17.7%(1995年)下降到13.2%。
　　(二)耐用品消费比例多数国家阶段性上升
　　1990―2005年,大多数国家的耐用品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既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1990年,中国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比例高于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而到2005年,中国只略高于印度,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而且落后于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位列第18位。
　　在耐用品消费比例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上,中日韩三国农村居民以及美英两国居民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日本、韩国和美国耐用品消费比例与收入呈一定的倒U型变动趋势,其原因是,消费者的需要随着收入的增加也在演进,从基本的必需品转移到耐用品,进而转移到奢侈品等方面。同样,英国耐用品消费比例与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也可凭此解释,只是英国在初始年份(1963年)就处于较高水平(7.5%),与日本1960年的水平相近,而日本这一比例的高点(9.0%)刚好在1966年达到,美国在1968年达到高点(15.2%)。韩国起步晚于以上3个国家,其高点(5.1%)在1988年达到。从时间看,这些国家耐用品消费的高峰与经济增长的高峰大体吻合。
　　然而,中国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却并非如此。无论经济整体还是农民收入在样本期内都迅速增长,但耐用品消费却提早下降。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少数国家医疗保健支出比例增长迅速
　　1990―2005年,多数国家医疗保健支出比例保持稳定。少数国家出现明显增长,其中,以日本、智利、中国和印度最为迅速:日本从3.2%增长到6.4%,智利从5.6%增长到11.6%,印度从3.6%增长到6.2%,中国从3.3%增长到6.6%,成倍增长。199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位居第10位,低于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2005年,中国已位居第6位。从中日韩美英5国来看,医疗保健消费比例与收入均呈正向趋势。其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例变化极为迅速,在1993―2007年的15年间增长了84.7%,韩国这一比例发生相同幅度增长经历了19年(1964―1982年)或25年(1981―2005年),美国经历了35年(1929―1963年或1974―2008年),英国1963年以后,日本在1977年之后就没有相同幅度的增长。
　　(四)多数国家文教娱乐消费比例明显提高
　　1990―2005年,22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波兰、阿根廷、俄罗斯、墨西哥)该比例出现了下降,另外18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比例的增长。其中12个国家比例提高幅度高于20%,中国的增幅最为明显。199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位居倒数第5位,低于发达国家、南美和东南亚国家,仅高于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和俄罗斯。16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的文教娱乐消费比例从5.4%增加到11.6%,排名前进至第9位。
　　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文教娱乐消费比例与收入均呈正向变化。韩国呈现明显的倒U型变动趋势。1985―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比例迅速增长了2.1倍。其他4国中增长最快的韩国,1964―1987年高点也只增长了1.9倍。中国的“文教娱乐”构成中,教育的比重占了一半以上,中国农村居民教育所占比重应在60%左右,折算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消费的比重大概为7%。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支出的比重很低。其中,法国只占0.63%,最高的美国为2.41%,德国也只有0.71%,英国1.19%,加拿大1.26%,澳大利亚2.27%。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教娱乐支出的增加来自教育费用的增加,而多数发达国家的增加是纯文化娱乐支出的增加。
　　
　　二、政策思考
　　
　　(一)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政策导向选择密切相关
　　根据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变化,若反映在具体消费项目上,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比重应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耐用消费品比重明显下降,而医疗、文教娱乐比重明显而迅速地增加,其中,文教娱乐支出又以教育支出为主。医疗、教育的支出挤占了农村居民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耐用品消费支出。
　　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消费项目存在着公益性与私人物品界定上的困难,不同国家在相关政策制定时理念及能力有较大差异,从而影响着各国居民不同的支出结构。
　　从医疗支出看,英国有着非常完善的国家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全体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政府负担了国民医疗保健经费的90%以上。所以,2008年英国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仅占消费支出总额的1.56%。而医疗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19.07%。
　　从文教娱乐支出看,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接近10%,教育按其中的60%计算,则占总消费的6%;同期,日本居民教育支出比重为2.21%,英国1.44%,美国2.13%,韩国7.47%。在文化娱乐支出上,中国农村居民可能不到4%(甚至可能远低于这个数),而韩国为8.05%,日本10.43%,美国9.52%,英国11.63%。
　　最能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项目是文化娱乐这类收入弹性高的消费,教育、医疗涉及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不在此列。如果公共医疗、教育投入不足或制度缺失,即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医疗、教育这些服务类消费的支出比重照样可以处于比较高的状态;如果有足够的公共医疗、教育投入保障并形成良好制度,即便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居民的医疗、教育支出同样无需花费太多。
　　(二)改变我国农村居民教育高成本是改变消费格局的重要环节
　　国际比较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比重偏低而教育支出比重偏高。尽管2003年以后教育改革使得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2008年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占消费的比重大概还有6%,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支出比例;而同期国家对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孩子在上学,假定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为50%,则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2%。
　　其结果不仅仅是教育消费挤占耐用品消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导致农村居民教育的高成本,极大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门槛,限制了贫困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能力。相比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投入的低成本,我国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成本将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短期可应对金融危机,为耐用消费品消费腾出消费能力,长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助于优秀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三、理论思考
　　
　　(一)“消费”的理论内涵和实际外延需重新界定
　　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分析环节,对不同支出类别的属性往往不被深究。《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直接把教育支出作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一部分纳入生活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当前的实证研究也经常根据现有理论和现有统计口径把教育支出纳入“消费”的范畴,并根据支出越大、效用越高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予以验证和分析。根据马歇尔的论述,“当一个人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现在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消费。当他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生产财富,希望以此财富取得未来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储蓄”(这里的“储蓄”其实是投资的另一种提法)。
　　在这样的逻辑下,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类消费的归属就出现了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对于一个家庭的效用体现在通过“教育”这个人力资本培育过程,提升家庭成员的能力以使得在未来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而不是通过教育这个过程满足当前的享受。如果我们认可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为什么人力资本投资属于“消费”而物质资本投资属于“投资”?事实上医疗也有类似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医疗保健可视为对人力资本折旧的补充。同样,对物质资本折旧的补充自然属于投资,可对人力资本折旧的补充为什么就成了消费?
　　(二)统计口径需要调整
　　在讨论美国、欧洲消费率高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对人力资本培育所做的巨大贡献。在消费结构分析上,若纠缠于服务类消费比重是否随收入增长而提高这类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对这类“消费”的不同定位将产生国家政策选择的重大差异。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改变某些消费结构或消费率的数字指标。在统计年鉴的指标设计上,教育和文化娱乐应该是分开的,医疗和保健也应该有所区分,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忽视了两类指标根本性的差异。■
　　(方松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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