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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外生态思想史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西方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其中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他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论述，例如孟德斯鸠重视气候因素，普列汉诺夫重视生产力因素。对于环境决定论，学者们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各有其合理性。通过梳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史，我们才能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好的理解。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当代，自觉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环境特别是生态因素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关键词：地理环境决定论；生产力布局；社会发展；生态因素
　　
　　
　　学界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探讨由来已久，究竟何为地理环境，决定一词又有何意义，其代表人物有哪些，对此需要进行系统梳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指出：“地理环境区别于作为地球存在条件的宇宙空间环境和地外环境，是指社会在地球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这一位置上的各种自然条件。”2而所谓“决定”，《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如存在决定意识），或者说客观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3由此可以这样理解地理环境决定论，即人类所生存于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对其他事物的决定作用。为了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个清晰的脉络把握，笔者对国内外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的观点做出系统梳理并进行反思。
　　一、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
　　历史上被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较多。我们将其分为两类：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下面首先讨论赞成这一观点的理论。
　　一是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古希腊时代有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早论述。希罗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论述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者。希波克拉底首创医学地理学，提出气候决定论。柏拉图有着海洋决定论思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气候决定论思想，认为希腊半岛气候决定希腊人民的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他在地理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希腊人地理环境思想的一个时代。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1
　　在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管子・水地》中，管子学派强调了水和土是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等的“根莞”，说明水、土对人性的影响；《礼记・王制》中，体现了水文决定论的观点；《大戴礼・易本命》强调了土壤决定论的观点；《周礼・地官・大司徒》是地形决定论的代表；《周易・坤卦・象》明确指出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的大舞台。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中就能找到许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资源。
　　二是近现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国外，16世纪初，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让・博丹相信地理环境对民族差异有决定性影响。他认为人们由于居住的自然环境不同，性格和心态也发生很大差异，并举出贫瘠山区与富裕峡谷为例，认为艰苦地区更能使人们变得勤劳，而安逸地区则使人们变得懒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被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典型代表。认为不同气候不同需要产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种类法律。孟氏指出，精神气质与内心感情与气候有关，人们生活方式随着发生改变，而这一切又会影响法律制定。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制度有很大影响，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社会制度。虽影响人类事物有多种多样，但气候因素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当我们看到，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异。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2气候寒冷与炎热对民族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人们精神面貌。寒冷气候使人民更加勇敢，而炎热气候却使人民变得胆怯，这正是由于地理环境使然，并表明气候条件对人生理和心理素质影响的直接性和永恒性，但不能就此断定孟德斯鸠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西方地理史学家在细读孟德斯鸠的著作之后，认为他是一个或然论者，而不是环境决定论者。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地理环境划分为广阔草原的高原地区、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和与海洋毗邻的沿海地区等三种不同种类。而不同地理环境造成民族经济生活特点不同，民族性格、精神文化不同以及造成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生活方式也就发生变化。地理环境不同导致人们精神面貌各异，正如“地理是民族精神表演的场地”一样，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够取得自由的第一个立脚点，自然环境成为人的类型和性格变化的因素，但这并不能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3。由此荷马史诗的产生不能简单认为是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黑格尔也没有片面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影响，荷马史诗的例子就是明证。
　　19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发表《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亦注意分析山脉、高原、平原、海洋、岛屿和气候等地理环境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他又提出轰动史坛的时段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三个时段理论。三个时段的区分也深刻表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布罗代尔并不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法兰西的特性》中，布罗代尔指出，不应该单独使用自然因素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是复杂多样的，自然因素不能解释这种多样性，地域像是一个储能库，自然界在这里蓄积了能源，但如何使用则取决于人。人们对于自然的利用才是关键。虽然布罗代尔承认自然因素的重要性，但却认为不应单纯考虑自然因素的作用。地理环境虽对人类社会有一定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受制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其后被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家有英国史学家巴克尔，巴克尔将气候、土壤等地理情况视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
　　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重视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基于物质资料的存在为前提的。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资料的性质。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与社会不可分离，社会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普氏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人类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每前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社会发展的变化影响生产力的变化，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也就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结果。基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普氏指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1由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一个“可变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变化影响社会中人的生活的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变化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
　　地理环境特殊属性促使人类逐渐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但普氏认为，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着自己本身的规律。就是说，它的属性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亦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属性。普氏虽承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但他主要认为地理环境具有特殊性，且其对生产力作用才使得社会发展变化。可见普列汉诺夫并未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作用，不能片面认为其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王荫庭指出：“公开地系统地全面地批判地理学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别人，恰好是普列汉诺夫。”2可见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学说的贡献之大。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3
　　20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拉采尔是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提出“国家有机体”概念的人。拉采尔的美国学生辛普尔是决定论观的集大成者。辛普尔还纠正其导师拉采尔“国家有机体”等方面的错误。辛普尔在《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中明确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决定作用是动态的，其历史意义重大。
　　在拉采尔之后，英国人麦金德和德国人豪斯霍夫完成了地缘政治理论。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中，麦金德提出“大陆中心说”，并提出其著名的地缘政治公式。豪斯霍夫等人采用了拉采尔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国家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的命运。由此可见，整个德国地缘政治学都强调地理条件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地理环境决定论”。
　　国内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讨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盛行。梁启超等人就运用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宋正海在1983年发表《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1985年发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两文，这是较早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平反的文章。徐亦让认为特定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一定的地理环境社会无法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一定的地理环境显然起决定作用。1曹诗图指出人地关系越来越复杂，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越大，地理环境对人类反馈作用也越大。2宋正海、徐亦让等学者从不同方面得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一定合理性，因而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们应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具体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才能避免以偏概全。
　　二、质疑地理环境决定论
　　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提出，国内外学者们有着另一种看法，那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质疑。中西方历史上都有质疑此观点的学者。在国外，历史上许多学者都把孟德斯鸠作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因此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否定，早在孟德斯鸠之后就已存在。伏尔泰和霍尔巴赫是最早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哲学家。伏尔泰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无法解释在相同气候条件下，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政治制度。因此，他认为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地理环境无关。霍尔巴赫也认为过度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是极其错误的。历史上有些学者被认为是气候决定论者，针对气候决定论，英国学者布丰坚信人类可以适应地球上任何气候，因而应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问题，相信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坚持人定胜天的观点。西斯蒙第以意大利历史来说明地理环境不具有决定作用，认为自然对意大利人而言几乎没有影响，政府的改变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也要考虑，比如政府改变，就会真实影响人民的生活。对社会发展而言，地理环境并没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作用。法国学者布洛赫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坚决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其在当前背景条件下已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市场”。他认为，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之中，就算是同样条件下，事物也不会一成不变的重复发展，因而不能迷恋于寻找单一因素（即地理环境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注重地理环境，认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有两种自然富源，在人类社会不同时期，其作用不同，不能片面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因素的作用不同。诚如马克思所说，没有什么超历史的万能钥匙。2因此，要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人类的反作用对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深远，不能单一理解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3地理环境确实对人类社会有重要影响，但人类自身对环境的反作用也很重要，日耳曼民族时期的地理环境变化就是例证。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只有从二者相互作用出发，才能给社会历史以正确解释，才能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做出科学说明。至于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人类虽获益良多，但也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存在。因此，恩格斯认为，我们应该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解决生态问题。可见，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虽起作用，但在不同时期其作用不同，我们不能就此片面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要知道人类自身对于环境的反作用亦不可忽视。因此，我们应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好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
　　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指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4由此看来，地理环境在短期内变化极小，连社会制度的更迭都比它快，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又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经常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个内容；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不起决定作用。他强调社会发展决定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地理环境。因此，地理环境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更加重要。
　　直接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好例证就是20世纪初法国的维达尔及其学生白吕纳。他们强调，人地关系并不仅由自然环境单方面作用，人类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或然论”的观点，更加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要看到地理环境的作用，还要看到人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要关注人自身所起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地理“协调论”。该理论强调人类主动尊重地理环境，反对任意对待地理环境。这种“协调论”是建立在人类主动（而不是自然主动）协调的基础上。地理“协调论”实际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新理论形态。历史发展到今天，“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市场已比早先狭小得多了。现代西方史学家埃里克・L. 琼斯也承认环境因素必不可少，但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变革。可见不能过分强调环境因素，虽环境因素对社会有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影响。
　　在国内地理环境决定论经历了曲折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环境决定论被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进行批判。中国学界普遍对孟德斯鸠等关于地理环境论述进行彻底否定，普遍将其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70年代儒法斗争中因地制宜地理环境决定论又常被列为天命论来批判。1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具体说，就是要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不变论与地理环境虚无论。2有学者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许多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缺陷，并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进行比较，并对决定一词进行论述，认为传统地理环境理论错误在于把地理环境同生产并列起来。因此应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进行反思，才能更好地认识地理环境理论。3地理环境的范围、深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不相同，它是随着人类发展而变化的，是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产物。4
　　三、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
　　虽“地理环境决定论”有许多不合理因素，但不能就此一概否决其合理方面。在许多方面我们应看到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如埃及是文明发源地，优越地理环境供给当地居民生活物资的前提条件，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优越地理环境供给源源不断的物产的可能。再如中国南北方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出现旱地，因此实施游牧生活；南方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出现水田，所以实施农耕生活。而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对“草”的意识就有了差别。游牧文化视“草”为命，因为“草”是牛羊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存所必须；而农耕文化视“草”为敌，因为农耕文化必须“斩草除根”。可见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地理环境作用就如外因作用一样。人们常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但在这里应强调指出，虽然外因只是条件，但其作用不可忽视。例如孟母三迁、对外开放等。
　　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而不能片面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事物，不能以偏概全，事物之间作用与反作用是相互的，不能顾此失彼。一方面，地理环境给我们提供多种物质资料，我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必需品都来源于它，可见其重要性。如水资源的利用。我们人类生活离不开水，水可以用来饮用，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可以洗涤等等，这些好处我们天天都在享用，如果没有水，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都将无法生存，可见水资源的重要性；再如，煤炭的使用。我们利用煤炭可以发电，带给我们光明，煤炭可以烧水，用作取暖等等，可想而知，煤炭资源的重要。我国的内蒙古属于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凭借着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使得经济得到较好发展，煤炭资源起着重要作用。前些年伊拉克战争也说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由于伊拉克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掠夺石油，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伊拉克进行了攻击。可见优越的地理环境可以使人们得到安逸生活，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得人们生活富足，只有在一个安逸、富足的地方生活，人们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当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它还深刻影响着我们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语言、饮食习惯、建筑等等也都受着地理环境变化影响。因此我们要重视地理环境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地理环境对我们的生活有重要影响作用，但不能就此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受到地理环境影响在某些方面正在变小。如以前冬季时节我们几乎很少能买到新鲜蔬菜，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室外温度零下情况，根本无法种植新鲜蔬菜。而如今发展大棚蔬菜，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一样可以买到蔬菜，这就体现科技的重要性，也就说明人们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减弱；再如，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没有互联网，如果你身处偏远乡村，买东西是十分不便的。现如今网络发展，许多人都选择了网上购物，不仅便捷，而且便宜，这就打破了地理环境的局限性。可见地理环境对人们的影响作用在一些方面慢慢减小。因此对于地理环境，既不盲目夸大其重要性，也不片面贬低其作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不是单项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关系。”1这种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正是辩证观的体现。“‘决定论’、‘非决定论’的理论前提都是把环境与历史进行二元劈分。马克思用感性�D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劳动、把主体与对象、环境与历史相联接，从而不仅在逻辑上超越了前人，并具有现实的革命的意义。”2可见陷入决定与非决定的简单化泥潭是于事无补的。
　　综上，在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当代，重新审视地理环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特别是自觉关注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要素在内的生态因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提作用和基础影响，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作者单位：陈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包庆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朱凯）
　　
　　
　　On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Its Reflections
　　Chen Jie，Bao Qingde
　　Abstract: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of the ecologic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Greek of western world and the pre⁃Qin period of China. The ideas of Aristotle， Montesquieu， Hegel， Plekhanov in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domain deserve attention.Their viewpoints on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were different. Montesquieu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limatic factor， while Plekhanov paid attention to productivity factor.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but each has its rationality.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is issue.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we should consciously focu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factors， which are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urgent.
　　Key words：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soc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factor
　　
　　
　　1收稿日期：2014-04-06
　　2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52-153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88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3页。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23-124页。
　　1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70-171页。
　　2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要贡献》，《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
　　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59页。
　　1徐亦让：《读〈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与王荫庭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
　　2曹诗图：《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哲学反思――兼评斯大林的地理环境理论》，《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第4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0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1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4《斯大林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0页。
　　1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现代引起的误解》，《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9期。
　　2王正平：《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王荫庭：《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
　　4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陶富源：《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任春晓、王慧萍：《超越地理环境理论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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