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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国家利用宪政问题讨论、标签式评价中国、蛊惑民众反��共产党领导、新自由主义制造舆论陷阱等构成了对中国舆论进攻的主线。对此，我们要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感召力、开展学党史知国情群众教育活动、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提高网民道德素养、人人传播正能量等措施和途径，全方位提高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舆论；意识形态；政治资源
　　中图分类号：D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114-08
　　中国一直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推进世界和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和平崛起被某些国家视为重大威胁。为了打压中国，极力宣传“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来挑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通过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域争端问题，将局部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抹黑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特征
　　在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存在自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格外关注，一直把中国视为对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挑战，为了保住其世界第一的地位，美国通过软硬实力输出意识形态，随意插手国际事务，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达到维护和扩大其既得的霸权利益的目的，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明确的目标性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能深刻认识到的关键性问题。当前的国家管理与控制的格局，有政府作为最高领导权的国家，也有某一党派作为最高领导权的国家，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某一党派的施政纲领和管理理念的体现。国家的治理需要有外在的强制力量作支撑，更需要内在的非强制的思想观念作为保障，此时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谁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美国为了守住自己的强权政治和国际霸主地位，从未放弃对中国的西化、分化、丑化和腐化。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宣扬“普世价值”、“西方宪政”、“西方文明中心论”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破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出现白热化的状态。
　　（二）巧妙的隐蔽性
　　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斗争大多以精心策划各种传播西方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式，一般按照“三步走”的套路逐渐分化人心。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第二步，按照西方规则评判中国；第三步，激发民众对中国现实、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为了使斗争具有隐蔽性、诱惑性和欺骗性，以学术研讨设置政治陷阱、掩盖政治意图。不可否认，西方提出的某些思想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吸引了不少国内学者，但是它们常常打着学术讨论、学术创新的旗号，片面强调“学术讨论无禁区”，迷惑一些专家学者，动摇他们的专业判断和理想信念。通过电影、电视剧、社交网络、动漫游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这些生动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为西方意识形态利益服务的目的，带有强大的吸引力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失去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免疫力”，由此培养更多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众。此外，还利用各种所谓的基金会、社会组织培植代理人等进行文化渗透。
　　（三）技术的先进性
　　在控制和渗透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谁掌握先进技术，谁就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发达国家通过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世界里的信息传播内容及对象，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技术落后和运行规则，很难掌握互联网的主动性。“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没有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1]美国对媒体行业的控制持续加强，这些控制和管制与美国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密切配合着美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但是美国官员时常对中国的互联网管制发表干涉性言论，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的网络言论自由，为输出其所谓的“自由”“民主”铺设道路。美国掌握着全球互联网运行规则和尖端技术，通过这一优势不断向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党大还是法大”、“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军队国家化”、“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等错误言论在网络空间暗流涌动，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蒙蔽。可以说美国占据着网络空间的“话语霸权”，通过炒作各种网络事件操控国内舆论，扰乱民心，借助网络大V的影响力，消解中国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
　　（四）渗透的全面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途径输出意识形态是见效最快的。一方面，美国让中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客观上削弱中国实力；另一反面，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去政府化”“去监管化”，推动市场自由化，加快推进经济私有化进程，实现国家经济彻底私有化。从经济制度的性质上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根本性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美国输出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典型表现，美国希望中国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行事。在外交方面，美国以人权外交输出意识形态，极力将人权问题国际化、政治化，将本身属于一国内政问题国际化，用西方标准界定人权概念，干预他国内部事务，通过人权外交向他国推行价值观、政治制度，从而更加顺利地在全世界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实现其国家利益。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美国一直在全球推广“宗教自由”，美国宗教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推行宗教人士互访交流，向中国民众推销基督教思想，鼓动人民退党退团，抨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五）配合的默契性
　　美国为了策反中国，故意挑起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和利益矛盾。从南海仲裁案中可见一斑，美国把菲律宾作为“马前卒”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其在南海领域的政治利益。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炮制的南海仲裁案有了最终结果，南海仲裁临时法庭作出了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南海仲裁案。此裁决迎合了菲律宾以及某些西方国家损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企图，菲律宾政府上演的这场闹剧已经不是纯粹法律问题，背后是某些西方国家为实现其政治利益进行操纵的结果。美国作为南海闹剧的“幕后黑手”，炒热南海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大局中的一步棋，因为美国在南海地区一直拥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崛起加剧了美国的担忧，随着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喊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南海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部署军事设备，都是为了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南海问题升温导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上升，并采取寻求域外国家的安全保护和加强自身军力建设的应对策略，出现大国借机谋势、小国伺机谋利、大小国联合应对中国”[2]的局势。另外，美国对中国北部接壤国家蒙古援助大量资金，建立对中国的监控站；把核技术卖给与中国西部相邻的印度，支持其研发核武器；对台出售武器，共享军事情报，支持台独势力；美国与韩国、日本早已达成军事同盟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和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遏制中国的包围圈。
　　二、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攻击的主线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为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渗透提供了技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有利地位设置议题，引导国际舆论。
　　（一）“宪政问题”：西方对华舆论斗争的延伸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就从未停止。有人把西方宪政看成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鼓吹“宪政是开万世太平之路”；有人认为宪政是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有宪法就有宪政，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中国的宪政之路是“社会主义宪政”。宪政问题看似学术层面的争鸣，但更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分歧。
　　不可否认，在宪政的发展历程中，宪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宪政首先要有宪法，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法的实施要通过宪政完成。所谓“宪政”，主要指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宪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不听从西方主流国家领导，都被视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宪政，就是企图通过修宪误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宪政道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政主张国家权力纳入宪法，权力运行规范化，遵循法律程序，保障公民权利。宪政起到了限制权力的作用，但不等于民主、法治。��政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宪政主义打着解决中国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以宪政梦否定中华民族复兴梦，以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对立起来。
　　（二）标签式评论：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深蒂固偏见的极端反映
　　相当一部分西方媒体关心的不是中国在法治化建设上所付出的努力，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否会被动摇，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去中共化”。基于这种心理，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抛出各种标签式评论。
　　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只是取得经济数字的增长，整个社会发展仍处于低层次阶段，经济增长的代价过于昂贵，环境遭到破坏，资源开发过度，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生态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不值得称赞。改革开放虽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没有真正实现共产党当初承诺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藏着社会危机。所以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挫折，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建设问题重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断定中国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无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世界霸主的地位，一些美国学者在考察历史上因权力在大国之间的转移而引发战争的基础上，分析中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中美冲突假定成是中国崛起引发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其目的是歪曲中国的和平崛起，企图阻止中国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冲突与战争，所谓“陷阱”是双边互动的结果，美国更多的是单边指责中国，是自身在衰落中对中国的过分恐惧，因而把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对美国的挑战。
　　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中国腐败领域涉及政务、军队、经济、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一些西方媒体就片面认为中国共产党腐败缠身，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腐败的精英政党。实际上，西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当中国共产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伤的勇气反腐败时，一些人炮制“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言论，既煽动中国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情绪，又把腐败的罪恶归到中国共产党头上，目的是动摇党的群众基础，从而破坏中国的发展壮大。我们必须指出，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被抓官员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现象更加严重，而是显示反腐败的成果；任何执政党都可能出现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
　　（三）蛊惑民众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了蛊惑中国人反对党的领导，从外部拉帮结派，鼓动周边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扰乱中国边境安全和良好外部环境；从内部进行思想舆论渗透，培植亲西方势力，一些公共知识精英长期接受西方灌输、被西方洗脑，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以西方学术理论和价值观研究中国、批判中国，甚至在媒体和网络上制造谣言。 　　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的激化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一些事件激发民众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容易对国家现代化进程构成威胁。日本对历史模糊的态度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政治人物缺乏面对历史罪恶的勇气，安倍晋三不顾民意反对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对此，中国民众埋怨中国政府没有进行有力回击，并且将赴日旅游购物的同胞贴上“卖国贼”“汉奸”的标签。而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化与霸权国家施加压力也有密切关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同，如果歧视他国的情绪混入爱国主义，就会做出为了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和伤害、排斥、丑化他国及他人的行为。
　　思想文化渗透进行“精神殖民”。目前，西方国家通过三招隐蔽手段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殖民”。第一招用新闻报道来“解释”现实。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主要是负面�蟮溃�长时间的负面报道成为人们心中的“中国现实”。西方大肆报道中国负面事件就是为了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国家，摧毁中国民众的信心。第二招用广告建构你的“理想”。西方广告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用西方广告告诉中国人西方是人间天堂，人们逐渐从崇拜西方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社会，从崇拜西方社会既而崇拜西方国家及其西方政治制度。第三招用电影“讲述”历史。美国电影产业十分发达，是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输出的最佳平台，美国好莱坞大片把美国塑造成“救世英雄”，美国人品德高尚，美国体制无可挑剔。西方主导的各类电影节，基本上只有表现中国人丑陋形象的电影才能入选。
　　（四）新自由主义制造舆论陷阱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主张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者鼓吹以超级大国主导全球，也就是企图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甚至“美国化”。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不断制造舆论陷阱，影响国内社会舆论和经济社会政策制定。
　　比较公有制与私有制，误导群众认为私有制更有效率。哪一种经济制度更有效率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公有制经济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新自由主义列举公有制的种种缺点是基于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当前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公有制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已经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被证明。
　　鼓吹国企改革，叫嚣国有企业应该从市场竞争中退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他们就故意曲解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期望利用深化国企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这个契机，逐步削弱乃至取消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借此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在国企改革中取消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削弱了中国民族资本力量，那么强大的外国资本必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逐渐丧失，就有可能重蹈前苏联的悲剧。此外，模糊政府与市场关系，片面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新自由主义者曲解文件精神，忽视政府积极作用，只是片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强加在政府身上，鼓吹建立“有限政府”“让市场任性”。
　　三、培育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全方位能力
　　西方思想舆论攻击本质上是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质疑声不断出现在互联网中，就表明我们的思想舆论战线仍有缺口和软肋。禁止西方舆论攻击是不可能的，阻止人们接触这些言论也是不现实的，高压禁声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所以，中国需要培育抵制西方思想进攻的多层次、真管用的立体能力，做好防守的同时主动出击。
　　（一）提高“防火墙”系数，拦截“思想病毒”入侵
　　舆论宣传事关国家大事，不能放任蛊惑人心的言论肆意横行。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正确的东西不去占领，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面对各种错误言论的入侵，既要加强意识形态软环境建设又要强化互联网硬件设施建设。
　　第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国民教育方面要向欧美国家学习，他们提出了对国民进行终身国史教育的计划，对新移民进行国情历史考察，不合格者不能加入国籍。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行为能力和心理特点，探索符合学生特点的教育形式，科学规划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式方法，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使学生树立和增强国家意识、团结意识、自强意识。党情国史教育也要辐射到全体国民，注意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利用传统节日、纪念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资源进行教育。
　　第二，加强互联网管理，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在互联网世界，各种观点不断交锋、各种价值观频频较量，互联网的共时性、共享性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舆论场，互联网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对其放任不管。首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部门责任，积极倡导文明上网、文明办网，净化网络环境，鼓励政府机构、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开办文明网站、文明频道、文明版主创建等活动。引导网络服务商健全行业组织，强化行业自律，不制作、不传播有害信息。其次，完善法律法规，加快互联网立法进程。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还只是部门规章，许多规定不具体，惩处不明晰。需要在认真研究互联网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的基础上，加快立法进程，不断完善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最后，加强互联网技术研发。着力对网络病毒、防火墙、防攻击检测、不良信息监控过滤、加密认证等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在主要网站安装有害信息自动发现和过滤软件，积极向社会、向家庭推广信息技术产品，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构筑网络安全防范体系。 　　（二）开展学党史、知国情群众教育活动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企图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道路，歪曲非议中国近现代史，抹杀消除现存历史，以主观臆想虚构历史，误导国人对党史、国情的认知。只有客观、全面了解本民族历史，才能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第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度。世界很多国家在探索自身道路的过程中，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要求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失败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29年的艰辛探索，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历史转变和过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4]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之间的彼此关系，关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不能否定”统一了对党的历史的认知，只有认同党的历史，才能认同党带领人民群众奋斗的前进方向，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二，维护革命领袖。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媒总是对革命领袖进行攻击，夸大革命领袖所犯的错误，甚至捏造事实。对革命领袖个人的攻击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要动摇执政党的统治基础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各类媒体不断抹黑革命领袖。
　　第三，尊重民族英雄。英雄是国家信仰体系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符号和一种精神图腾。目前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各种诋毁民族英雄的流言、段子――“邱少云在烈火中捐躯是半生不熟的烤肉”、“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刘胡兰精神有问题”……抹黑英雄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攻心战的一环，通过模糊英雄形象，使民众怀疑民族历史，摧毁民族希望。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离不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脊梁和精神支柱，民族英雄正是这个民族、国家精神支柱的文化符号。没有英雄的时代是贫瘠的，遗忘英雄的时代是短视的，而抹黑英雄是何其悲哀。
　　（三）把握新闻舆论领域主动权
　　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阵地，是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思想引领、舆论推动、凝聚人心上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要大力巩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阵地，有效传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良性引导主流舆论，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第一，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发声，每一个新闻媒体工作者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守法原则，新闻工作者做事要守法，不能偏离法律法规；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新闻人要客观报道事件，不掺杂个人感情，尊重事实；三是坚持无欲原则，新闻人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具有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条件，当内心欲望过多时，面对外界的糖衣炮弹，容易在利益面前丧失原则；四是坚持与时俱进，新闻人必须不断学习，通过学习精准把握好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二，加强媒体融合创新，提升媒体国际影响力。传统媒体对信息有一定的筛选机制，但是新闻把关的议程机制在网络媒体的“零门槛”传播方式下遭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公众在接收新闻后对信息的甄别意识都比较薄弱，将网络的虚拟环境等同于现实环境，这样很容易受到社会负面信息的影响，动摇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扰乱其价值取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媒体仍然掌握着话语权，中国媒体实力与国家地位不相适应，中国在国际上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6]。传播学上的“首发效应”告诉我们，首发容易定调，先声往往夺人，传播的时机和节奏十分重要。要“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努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7]。面对“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敢于设置议题，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失语就会失权，不敢设置议题就是放弃话语权。一个政党的前途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舆论工作是在人的头脑中搞建设，以信息传递影响他人、凝聚人心，以价值判断引导、赢得人心。
　　第三，提高网民道德素养，人人传播正能量。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68亿，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超过6.2亿，网民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变量”。网民道德素养关系到社会舆论发展走向，网民群体所蕴藏的社会力量不容忽视，应该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有益贡献。
　　西方新闻观给我们的舆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人心很容易受到各种舆论场的干扰，好的舆论会鼓舞斗志，不好的舆论会瓦解意志。西方媒体鼓吹“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污蔑中国加强互联网管理违背了言论自由、侵犯人权，美国以互联网作为政治和军事工具，不断向中国推销“信息自由流动”思想。面对形形色色的新闻报道，要摒弃漠不关心的态度，从道德和安全的角度考虑新闻传播的意义，自觉过滤不良信息，破除网络谣言。自媒体时代，人人手握麦克风，人人可以做新闻，良莠不齐的媒体草根更加活跃，“自上而下、点对点”的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被新媒体传播方式所打破，新媒体不再有固定的传播者和受众，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加强网民的新闻道德约束力，唤醒群体的新闻参与意识，提高他们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能动性，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行了“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网络空间“七条底线”，分别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8]。在新媒体时代，广大网民要学会选择性地接收信息，加强对信息的分析、判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培养理性批判精神，准确辨析新闻性质，重视官方新闻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识破虚假信息背后的不良企图和媒体商业化的诱惑。 　　（四）理性审视宪政民主，走中国式民主道路
　　宪政民主是西方人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宪政民主规范国家权力，避免执政者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赋予公民自由权利，摆脱封建专制约束，发挥公民创造精神，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反封建角度看，宪政民主有效推动社会走向平等、公正，是现代政治从野蛮阶段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为宪政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看似完美的背后存在着种种弊端。在政权运行和政治决策上，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的制度表面看来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但其本质是不同政党团体争夺权力的工具，导致党派斗争内耗、办事效率低下。在政党选举中，西方政党已经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为选举政治，政治沦为金钱的政治。所以，宪政民主体制中只有利益集团，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相互制衡，结果这种民主更多只是程序和形式上的民主。
　　我们强调的民主与法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与法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应该看到，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抛开具体历史条件，把某一阶段的民主制度作为一切历史阶段的民主，把一国的民主制度作为适应他国的民主制度是不合逻辑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9]中国近代政治道路并没有走向西方宪政民主道路，不选择西方宪政制度不代表我们不要民主和法治。而西方宪政制度有其发生和发展的本土环境和价值基础，根据中国国情我们有实现民主和法治的更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民主，决不能效仿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照搬西方的宪政民主。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力、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0]中国民主是“中国式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舆论直接影响政权安危，任何想要夺权和掌握政权的政党都要用好舆论这个武器。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澄清模糊认识、划清是非界限、明确坚定立场。如果每个人都能传播具有正能量的新闻，汇集起来就是一种强大的建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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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孔九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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