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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从字面来看，就是工人、匠人的意思，词典上的解释就是有技艺专长的人，技艺精湛，匠心独具。下面小编为你分享两则有关工匠精神的故事吧！

　　有关工匠精神的故事1

　　固宝琳集团（Gubelin）的自我介绍是句简单的“一家创建于1854年的瑞士家族企业”。从瑞士卢塞恩一间小小的钟表修缮工坊发展到一家国际奢华珠宝品牌和钟表零售公司，如今固家已经传到第六代，依然家族100%全资拥有，是“瑞士制造”的卫道士。

　　我和固宝琳集团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家族第六代传人拉斐尔-固宝琳（Raphael Gubelin）约了电话专访。在8月一个阴雨的上午，拉斐尔按我们约定的时间准时打来电话，我们先是聊了聊这个慵懒的欧洲度假季，之后很快就说到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全球市场。

　　拉斐尔有着年轻一代欧洲传统富豪典型的教育背景：他少年时就读的瑞士顶级私校为欧洲许多名门望族所钟爱，包括德国的皮耶希家族；之后拉斐尔在苏黎世以及美国攻读金融，毕业后在瑞士诺华公司供职了四年。拉斐尔2007年才正式加入家族企业，最初的角色是商业拓展总监，4年后就开始正式接替父亲作为公司的CEO。

　　“公司最初创立时就是个家族企业，至今依然保持家族持有的纯粹性，这对顾客来说也很重要，他们认为一家有家族因素在的公司，值得多些信任。”拉斐尔说的很直白。

　　金银匠在欧洲的存在至少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就像裁缝，鞋匠一样，是十分古老的行业。科技在什么时候介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这种平衡点十分重要。从设计来说，固宝琳家族的珠宝工作室也已经早就引入3D设计软件以及3D打印，但与此同时，珠宝的质量依然取决于工匠们的专业知识和手工作业。

　　对于这样一个“超级传统”的行业来说，能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传承六代之久，必有其执拗之处。与拉斐尔对话后，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宝贵的经验，

　　一， 不欠银行钱，财务自由不借外债，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投资，危机时扩张——欧洲很多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都秉承此条，借钱扩张会死，这是血的教训；

　　二， 诚实公平，讲诚信，这是瑞士企业一种生存常态；

　　三， 专注于专业知识积累，相信知识和工匠精神有效传承比扩大产量更有意义。这一点最重要，是企业实现可持续生长的前提。

　　——家族的意义

　　今年夏天的欧洲并不太平，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拉斐尔也对新浪财经直言不讳，眼下是个“艰难时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生意依然照旧，只是不像以前感觉那么轻松了。但是，作为一家有16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我们经历了太多社会的大起大落，公司业务都在随之起落，在这期间，我们学到的就是一定要有调整适应的能力，学会释然。”的确如拉斐尔所说，固宝琳家族既受益于19世纪末的“黄金时代”，也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衰退，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大繁荣，以及瑞士钟表的石英表危机。一家百年老店所经历的可不会仅是经济周期那么简单。

　　可贵的是，在这160年间，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才让家族企业有机会一步步壮大。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位制表师，在卢塞恩开出一间钟表店；家族的第二代赶上了铁路畅通的好时代，在旅游业繁荣的卢塞恩迅速开出了一家豪华的钟表店，开始做高级钟表的零售。到一战爆发时，家族企业已经传到了第三代，将生意扩张到纽约。1929年的股市崩`盘一举终结了“黄金二十年代”，那一年是固宝琳公司成立75周年。

　　“当时的业务并不太多牵扯到‘工匠精神’的概念。但随着钟表交易业务的壮大，我们发现钟表的顾客往往也是珠宝的顾客，我们家族就开始试水珠宝行当，开出珠宝店，那是1923年的事了。”拉斐尔-固宝琳对新浪财经介绍说。

　　做一行先要通一行，这是秉承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

　　“真正一脚踏入宝石贸易，就发现这一行水很深，极富挑战，没有些专业知识是很难涉足的”。家族第三代，拉斐尔的曾祖父专门到维也纳参加一位宝石学大师的课程，但依然觉得自己的宝石知识根本不足以在运营一家珠宝店时赢得客户的信任。当时的宝石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随着一战后假冒宝石涌入市场而越来越重要。”

　　一直到第三代，固宝琳家族依然还是以“商人气质”为多，如前几代人一样，第三代的爱德华-莫里茨-固宝琳两夫妇热衷于培养儿子们对企业的兴趣，鼓励他们早早接入企业事务。按照固家的传统认识，长子所受的任何训练都应该服务于家族企业，而不是投身科学事业。但这位热衷诗歌文学和艺术的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之后一直专攻宝石学，最终成了宝石学和产地鉴定学大师。

　　就这样，第四代的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Eduard Josef Gubelin）成了这个家族企业的转折点，他的学术气质多于商业气质，反倒成了一种家族优势。如果没有爱德华，固家在1923年成立的宝石鉴定所（Gübelin Gem Lab）也不可能最终在全世界收集了超过2.5万颗样本宝石，很多都是爱德华本人跋山涉水在一些矿区找到的。宝石鉴定所原本只是为自家做高级珠宝做鉴定，后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宝石鉴定研究所，甚至可以出具最权威的宝石鉴定报告，鉴别真赝品和产地。在1942年成立的瑞士宝石协会（SGG），固宝琳博士担任其科学总监几十年，他本人还在1952年创办了国际宝石学会议。

　　通过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努力，到1988年，当家族第五代接过企业时，固宝琳已经从100多年前那个小小的钟表修理作坊发展成瑞士首要的高级珠宝品牌。一直到今天，宝石鉴定所的员工依然会深入一线矿区和珍珠养殖厂，为参考宝石采集标本。

　　“对于固宝琳家族来说，只有接班人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的第四代，是最年长的两个孩子接受了家族企业。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负责宝石的专业知识研究；第二个儿子华特-固宝琳则负责公司业务的全面运营。我爷爷就是华特-固宝琳，之后公司就由我父亲汤马斯接班，他是公司第五代掌门人，也是公司全资控股人。现在，股东成为我父亲，我和姐姐三个人。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负担，一旦公司不景气，我们也将成为唯一的负债人。”拉斐尔对新浪财经坦言。

　　——如何才能富过六代？

　　现在，经历了160多个年头，固宝琳家族依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曾在家族企业迎来第150个年头时出了一本书作纪念，书名就叫《时间是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事实是，凡是可以将财富传承世代的家族都有很多执拗之处。

　　首先，财务自由不欠外债。按照拉斐尔对新浪财经介绍，固宝琳不是上市公司，家族全资持有所有股份，没有外债。

　　“如果需要投资，我们用自己的钱。每财年结束，我们不会把所有赚到的钱都花掉，我们只会在需要时才花钱。要时时铭记目标所在，时时保持财务的灵活性。”拉斐尔说。即使在1929年经济危机期间，家族也有勇气扩张，此举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有远见的。

　　类似的做法我在采访欧洲企业时也时有听说，例如与固宝琳相邻不远的邻居维氏军刀，他们的埃尔森纳家族同样笃信不能依靠银行，即使是慢生长也要靠自己。同时，市场永远会有上下波动，所以一定要在好的时候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为了平衡经济周期，维氏的很多策略都要逆市场而行，例如，经济好的时候不做广告和促销；经济衰退时再做；越是经济不好，越需要投入做创新，增加库存，减少资金储备——因为存的钱要用在刀刃上。

　　其次，诚实与公平。第四代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拉斐尔祖父的哥哥）的专业素养奠定了家族企业在珠宝界的行业地位，固宝琳宝石实验室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精确性，以及公平公正。这也是瑞士人的精神特质。

　　“原产地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宝石在交易中的价值。这就是‘精确度’，直接影响最终商品的定价。例如，都是红宝石，但缅甸红宝石是最贵的。客户买一样珠宝，不仅是为了追求时尚，还要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越来越多顾客开始在乎专业性。我们要让他们相信‘物有所值’。”拉斐尔坦言。

　　“瑞士从欧洲大陆一度最贫穷的国家发展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都是归功于对‘精准度’的把持。瑞士就是个视‘精准’为一切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与精准有关，这里连火车公交车都要分毫不差。有这样一种民族性，瑞士才可能生产机械手表，精密仪器，复杂构成的布料。”

　　第三，知识和技艺的有效传承比产量有意义

　　拉斐尔说，他们在培训自己的工匠师傅时，不仅要锤炼他们的技艺，还要让他们可以和家族一样对珠宝充满激情。对于拉斐尔来说，这种由心而发的主动性是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要素。

　　“我们不会很快扩张，因为公司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是最重要的，这种知识只能通过一代代技师传承下去。如果技师人数增加的太快，那就意味着这种技艺传代的质量就无法保证，长久以往，知识财富就丢失了。”拉斐尔说的所谓“专业知识”，是因为例如金匠这种技术工种，一定要熟知材料的本身，才能了解该如何进行切割，否则就没法成为一名合格的金匠。这些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在实践中给你指导，而且只能循序渐进。”

　　现在固宝琳的珠宝工坊有40名珠宝技师，在过去多年这个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对3D这种新技术设计师有所需求。

　　“我们并不对‘产量’设目标，这也是‘奢侈品’的价值所在。一枚简单的戒指，可能需要10个小时，但一个设计复杂的项链，可能就需要900个小时，等于几十个戒指。我们有些产品耗时超过1000个小时，有些则耗时300到400个工作时。与数量相比，质量更有意义。”

　　“换句话来说，一款高级珠宝耗时多久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耗时越长的一款珠宝质量就越好。最重要的是适时。我们会说，慢慢来，因为品质需要时间来打磨，不能给技师设定一个截止日期。可与此同时，一家有90年珠宝制造经验的公司，是有能力去鉴定技师工作效率快慢的。我们很清楚某一品类的珠宝产品，大概需要耗时多久，之后还要考虑到技师可能有的情绪高低。对于有经验的金银匠，我们会对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一个大体的估计。”

　　有关工匠精神的故事2

　　所谓奢侈，无非是每一个细节都被考虑到 了。——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

　　瑞士军刀一共有100多种组合，几乎每种都有可假乱真的中国造赝品。于是瑞士的军刀博物馆里 专门设了一个展台用来展示中国赝品。

　　维氏集团CEO卡尔-埃尔森纳四世（Carl Elsener）面前的桌子上就放着这样一堆“假瑞士军刀” 。抛去刀具本身的功能性不说，例如开瓶器打不开酒，刀片削不了木头，他告诉我假瑞士军刀最大的问 题，是没有一把轻松打开和关闭。

　　刀具算不上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为什么照猫画虎也达不到效果？卡尔四世是这么和我解释的：我 们没什么秘密，所有生产流程和标准都是公开的。如果说有秘密，那就是要把每一个简单的部分都精确 组装到一起。一个品牌的价值应该是品质，功能，以及设计和创新，这四个价值中，卡尔四世认为首先 就是品质和功能性。做不到这两点，其他都免谈。

　　卡尔四世的父亲，卡尔-埃尔森纳三世的一生就是在考虑如何让瑞士军刀的工具组装更加合理。 维氏的很多产品都有这位家族第三代接班人的贡献。

　　“他在工程部可以工作到很久。有一次父亲在公司工作到凌晨3点，研究口袋刀中的弹簧，直到 母亲打电话时他才意识到已经那么晚了。”父亲的口传身授对卡尔四世影响很大。现在很多人一谈工匠 精神就要拽新词，要么就是“新工匠”要么是“颠覆性”。其实现实中没那么多夺人眼球，简单而言， 就是日复一日对技术和细节的无限雕琢。

　　一把军刀传了四代人

　　瑞士曾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依巴赫-施瓦茨（Ibach-Schwyz）更是这个穷国里的一个穷地 儿：这里山峦叠嶂，加上南北两大湖泊的阻隔，交通极不便利。

　　1884年，当卡尔-埃尔森纳（Karl Elsener）和母亲维多利亚（Victoria Elsener）开出第一个 家庭式刀具工坊时，这个山谷附近大都是农民，而且各个都是大家庭。一个儿子接手了家里的农场，家 里其他的孩子就只能背井离乡，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讨生计。那个时候，瑞士“雇佣军”也是 就业的解决方案之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瑞士巧克力，军刀和钟表，那都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曾祖父认为我们应该在当地创造就业。所以当他听说瑞士政府向社会招标军队用刀，就认定这 是个好机会，可当时家里的工坊太小，根本不可能满足政府对大批量生产军刀的要求。于是他组建了一 个‘制刀工坊联盟’，把其他‘省’的小工坊都联合到一起。1891年，他们第一次联合起来，向政府提 供军刀。当时德国更加工业化，德国制造的竞争力远超过了瑞士的小工坊。

　　“后来，很多人退出，可我的曾祖父（卡尔-埃尔森纳）依然坚持，他投入了家里所有的钱，一 度濒临破产，好在没有放弃。他1891年完成第一笔瑞士军队的订单，1897年才造出世界上第一把正宗瑞 士军刀——第一代瑞士折叠军刀只有四个功能：刀片，打孔器，开罐器，螺丝刀。”

　　讲故事的人是58岁的卡尔-埃尔森纳四世（Carl Elsener），他是埃尔森纳家族的第四代传人， 现任瑞士维氏集团（Victorinox）的CEO，也是公司唯一的发言人。他在自家的工厂里从做学徒开始，在 打磨，装刀，以及机械部，市场部都有过学徒经历。

　　如果公司有访客，给访客们做PPT介绍的同样会是卡尔四世本人。这一点就像他的父亲，只是当 年的卡尔-埃尔森纳三世还会穿着一身蓝色连体工装带着来访的客人参观工厂，给大家讲解生产流程，很 多访客都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导游”就是公司的CEO，创始人的嫡孙。这种“事必躬亲 ”几乎成了一种家族传统。这个家族相信家族给品牌带来的神奇魔力，并希望用家族对品牌的忠诚和热 爱去感染身边的人。

　　9月的一天，我和卡尔四世面对面坐在维氏集团的总部办公室谈“工匠精神”。卡尔-埃尔森纳四 世出场时永远从头到脚都穿着“维氏”，裤子口袋里也总装者一把已经磨旧了的红色经典款瑞士军刀。 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淡淡的微笑，不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说英文时语速会刻意放慢，以清晰咬准每 一个发音，让和他对话的人可以听得清楚。

　　那天是当地少有的艳阳天，透着秋老虎的炎热。打开窗，就看得到维氏工厂背后葱绿的崇山峻岭 ，以及山上一绺绺陈年的积雪。卡尔-埃尔森纳四世指着窗外这片山谷对我说，这里就是“瑞士军刀山谷 ”（Swiss Knife Valley）了。随着埃尔森纳家族一百多年的经营，瑞士军刀成了国际品牌，“瑞士军 刀山谷”比依巴赫-施瓦茨名气大得多。

　　细节决定成败

　　一把瑞士军刀的长度必须是91毫米，这是经验所致，所谓“口袋工具”的最佳长度。现在，一款 91毫米长，8层的经典款瑞士军刀可收纳22个工具，由64个部分装配而成，一共需要450道生产工序。

　　如卡尔四世所说，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秘密。每道工序和原材料的标准很明确，都是经过 一百多年来逐渐摸索出来的。首先，每卷不锈钢片从头到尾都要接受测试，原材料从内到外要非常均匀 ，然后钢铁含量要符合标准，如果标准出现偏差，直接影响钢铁的坚韧度，最终影响的是刀片质量。

　　折叠军刀主刀片的生产步骤有7部，每一部完成都会有质量检测，最终刀片的不锈钢片硬度必须 达到56RC（硬度单位），不锈钢中铬，碳，钼，钒的含量百分比都有明确标准。其他剪刀，锯子，螺丝 刀和开瓶器以及弹簧的硬度又各有不同。上述任何一个指标达不到，就无法保证工具的功能性。之后， 口袋折叠军刀的刀片的厚度标准不容0.2毫米的误差，否则刀片没法被装到把手里。

　　最大的挑战是要如何将22个工具装配成一把口袋折叠军刀，这其中的关键是8个弹簧和24个承压 点，装配精准，一把8层厚瑞士军刀的弹簧可承受300公斤压力。8个品质过硬的小弹簧是折叠军刀的每一 个部件能轻松打开和闭合的关键。

　　“正宗的瑞士军刀应该可以轻松打开并完美合上，并伴随一声清脆的‘Bang’”。卡尔四世用口 袋里那把旧旧的瑞士军刀展示给我看。卡尔四世有10个兄弟姐妹，他本人出生在维氏大楼里，四五岁候 就收到了第一把瑞士军刀作为礼物。父亲卡尔三世曾对他说：“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在西班牙，德国 和美国，但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区别就在于‘精准性’”。

　　“1884年公司创建的时候，所有的军刀都是手工制造，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祖父（卡尔二世）的时 候，公司就开始引入自动化仪器生产，挑战就变成如何使用机器，依然保持精准。维氏成功之后，很多 人问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我爸爸总说：我们没什么秘密，我们的生产和标准都很简单，但我们专注于每 一个生产细节。”他很喜欢用“细节”这个词。

　　“我爸爸（卡尔三世）相信细节最重要。他要求一把口袋军刀中的每一个工具都可以长时间工作 。为了每一个工具都能有效使用，刀片和开瓶器需要使用不同材质的不锈钢进行生产。公司内需要有一 个专门的实验室，为每种材料做实验。”

　　“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看美国人买机器，然后用机器切割生产刀具，一个机器的使用寿命是5到7 年，当机器不再工作时，就重新换一批机器。我们买一个机器，从买下那天开始，就开始研究怎么让这 个机器更有效率更精准地工作。这样一来，机器的寿命会更长，试用期间效率也更高。”卡尔四世对新 浪财经说。

　　维氏每个切割刀片的机器都要耗资5万美元左右，价格昂贵，而且刀具生产，尤其是口袋军刀的 生产工具是一个很窄的生产领域，所以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现成的生产工具。于是，在维氏的工厂中，25% 的机器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另外25%需要买来再进行改装；剩下一半的生产机械都在维氏的“厂内厂 ”进行生产，从喷漆到大小塑料部件都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工厂内有强大的工程师团队，既负责生产 机器或是部件，也要负责所有机器的维修和维护，以保证机器可以达到极高的精确度。

　　故事之外：想基业长青？永远不要依赖银行借款

　　在维氏公司创立的前一个世纪，只有刀具，口袋折叠军刀和厨房用刀。35年前，卡尔三世和四世 父子俩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能在长期内保持成功？

　　“因为我们的军刀不断被仿制，军刀这种产品又是被隐藏在口袋或是书包里的。我们希望让品牌 的可视度更高一些，1989，我们开始制造手表。手表是第一种衍生产品，之后才引入了户外，旅行和服 装系列。这种品牌多元化的好处是提升了维氏品牌的曝光度。

　　我在与德国以及瑞士的企业接触中发现，凡是家族企业，很多都不愿意向银行借贷，他们相信慢 生长，不急躁。于是我也问了卡尔四世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向银行借过钱。

　　卡尔四世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他坦言公司创立之初应该曾有过银行借款。但到了第三代，也就 是他父亲的时代，公司从未向银行借过一分钱，当然他也不依赖银行。

　　“我上高中时，父亲送了我一本书，其中有两句话被他专门划了重点，第一句是‘你经营一家公 司，永远不要依赖借款，尤其是银行借款，因为银行永远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父亲买下的每一个 机器，包括在2005年收购另一家瑞士军刀生产商Wenger，都是用公司的储备款买下的，没有银行借贷。 第二句：‘经济周期和困难时期永远都会存在。在好的时候你需要有资金储备，用来应对困难时期’。 ”卡尔四世说。

　　“我们只有赚了钱，才开始建新楼或是购买新机器，不愿意对银行有依赖。现在就是困难时期， 我们刚结束了一轮投资：更新厂房，购买新机器。”

　　从1884年至今，埃尔森纳家族传了四代人，他本人今年58岁，公司现在所有重要决定都由董事会 决定，董事会的五名董事就是他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任何决定只要有3票同意，一个决议就会通过。当然 ，在第三代的时代，卡尔四世的父亲一个人就可以拍板。

　　2000年的时候维氏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这也是为了帮助公司更为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不会在企 业传承时候伤害到家族的利益。基金会的角色就如同一个普通的股东，因为公司利润会重新投入到公司 的发展中去，家族的成员并不享受分红。对于任何一位家庭成员来说。如果想获得经济回报，就必须要 努力工作才能得到。

　　“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我们要保证下一代依然有维氏的激情。第五代有24个子孙，我很自信肯 定会有一位适合做第五代舵手。如果我的儿子卡尔五世可以做公司主席，我会很自豪，但更自豪的是公 司选对人，一直成功下去。”卡尔四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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